从古人敬惜字纸看古人敬畏之心，背后隐藏怎样传统，体现生态智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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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敬惜字纸是对于文化的虔诚与敬畏，正因为这种态度，最终才出现了大量的璀璨文化。那些古代文人无不是笔墨纸张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科举最昌盛之时，由于竞争异常变得激烈，因此只有苦学经文才能改变一个宗族的命运，因此，这些人无不对字纸深深的爱惜。在此后还出现了《惜字良规》，专门劝化世人要爱惜字纸。他们不厌其烦的呼吁上至达官显贵，下到文人士子和普通布衣百姓，有的还成立了“惜字会”，纷纷呼吁大家要爱惜纸字。这种传统甚至潜移默化到了民间。我记得小时候，祖母绝对不允许我们撕书做手指，并说会遭报应之类的吓人话，虽然她大字不识，但是对这种虔诚让我们从小便对书和字有了敬畏，甚至绝对不允许从书上跨过去，那是大不敬的一种行为。

对于这个传统，这种文化原生态的虔敬，到了明清更是衍生出许多禁忌，不能用带字的纸张糊窗户，不能用字纸抹桌子，不洗手不能看书。还包括不能用带字的纸包腌肉、纳鞋底，因此在古代，对于字纸的敬畏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此后康熙、雍正出于对儒家文化的高度继承和推崇，进一步用法令规定，除了经书外，包括各种通俗小说也不能用作任何它用，并且禁止小说流行，认为“淫词小说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因此对于字纸的书写和规范进行了全面规定。

光绪十八年，曾国藩曾做过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出使多国看到了西方人对于字纸的不敬重感到大惑不解。在他的日记中进行了颇为细致和疑惑的记载“尝见有身坐车中，阅新闻纸，随阅随弃，任其抛掷于沟渠污秽之中，不问也，无不携新闻纸为拭粪之具。”就是西方人在当时已经将报纸当做手纸或者随便丢弃，因此他感叹:“虽然西方人都知道敬畏上帝，却从没有以污秽字纸而受到上帝谴责的说法。”

于是薛福成也预见，“中西风气，必有大同之一日”，此话说后不出百年，果然“敬惜字纸”在城市先被抛弃，而只有一些老人在坚守那份古老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