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明星陈道明（陈道明和妻子杜宪本来有角色但突然辞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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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89年春晚，冯巩和牛群在台上说相声《生日祝辞》，镜头一扫而过，扫到了台下三位演员脸上。三人分别是陈道明、朱旭、雷恪生。镜头主画幅，在陈道明脸上停留了很久。主要头一年，他演了部很出名的电视剧《末代皇帝》。

《末代皇帝》是1981年写的剧本，1984年立项批准。拍了4年才播。最早找的演溥仪的演员，叫姜文。姜正兴奋不已，结果角色落到了陈道明头上。多年后，姜文拍《北京人在纽约》，陈道明和妻子杜宪本来有角色，但突然辞演，自己去拍了《上海人在东京》。因此两人留下“王不见王”的江湖传说。

《建国大业》里，两人一场对手戏，算是圆了观众的梦。

「1989年春晚上的陈道明」

电视剧《末代皇帝》播出后，陈道明拿了金鹰飞天双料影帝。于是春晚上有了他的位置。也就在那年，央视搞《正大综艺》找到他，希望他去做主持人。朋友们都劝，说做演员被动，主持人更有曝光率，去吧。陈道明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去。第一期主持人找的是姜昆。节目还捧红了杨澜。

陈道明之所以没去，是因为黄蜀芹。

这位在上海封城期间逝世的女导演，当时正在筹拍钱钟书的《围城》。看了陈道明演的溥仪后，她觉得方鸿渐这个角色，非他莫属。

黄导三顾茅庐找过陈道明，最后撂下一句话说：

“你不来，我们就不开拍。”

陈道明最终去了，并演出了一个滑稽、无奈、令人啼笑皆非的方鸿渐。

「能hold住这个发型的男人不多」

在陈的演艺生涯里，这样的角色是少有的。正如国剧史上，这部只有10集的《围城》也是不可复制的。多年后，黄导偶遇陈老师时说：

“《围城》放在今天，根本没法儿拍，拍了也没人看。绝不会有人投资，收视率也会非常低。”

其实这是一种乐观的说法。

要我看，悲观一点的说法是：

就算咱们现在有人舍得砸钱，恐怕也拍不出当年那样的《围城》了…

02.

1941年夏，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钟书，回到上海探亲。万万没想到，碰上珍珠港事变，上海租界沦陷。钱老先生被封锁在上海，出不来。这期间他失业在家，忧世伤身，直至抗战胜利。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写过：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

闲下来后，正是在杨绛的鼓励下，钱钟书重燃了对小说的兴趣，于1944年动笔写《围城》。小说锱铢必较地写了一年多。最早在郑振铎和李健吾创办的《文艺复兴》上连载。1947年首次出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

然而，1949年后，小说在中国大陆就被尘封，绝版竟长达30年。

被封在上海孤岛时，幸好有位黄佐临导演，看中了杨绛写的两个剧本《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将它们搬上舞台，及时送上丰厚的稿费，才解决了钱老先生一家的“吃饭问题”。巧的是，黄蜀芹，就是黄导的女儿。

青春时代，黄蜀芹是个沉默的女孩儿。因迷恋苏联电影，她考进了北影59班，做了《大宅门》导演郭宝昌的同学。毕业后，黄蜀芹进上影。不久便赶上了“四清”和“文革”。一耽误，直到1981年才拍上电影。

就在头一年，《围城》时隔30年再版。

这小说出来，好多人都没听说过。

黄蜀芹第一次听这书名，还以为是一部讲打仗的小说。

当时，黄蜀芹正在陕北拍《童年的朋友》，忽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上海的孙雄飞打来的，问她能不能拍《围城》。黄蜀芹说不想再拍打仗的。孙说不是，你买本书来看看。黄蜀芹就跑到了延安市，找到一家新华书店，买到《围城》，很快看完了。书里的故事，让她觉得亲切。

书中方鸿渐回国那年，她爹也正好从英国回国，为了建设祖国，先去四川戏校教书，后又回上海做导演，一路上碰到过不少《围城》里那种人。她父亲是剑桥大学毕业，母亲是哥伦毕业大学毕业。回上海后，一家人住在上海泰安路120弄1号，一栋带花园的二层洋房里。书中那些有着留洋做派和上海腔调的人物，就生活在她身边。那都是她熟悉的味道。

这是钱钟书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尘封30年后，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

借着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和改编名著的东风，黄蜀芹觉得不但要拍：

“拍出来，咱们得几十年不后悔。”

03.

立下豪言后，黄蜀芹和孙雄飞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问钱老拿授权。

根据杨绛的说法，《围城》再版不久，就有辽宁、湖南、北京等地电视台找上门来，希望获得改编。当时，钱老深居简出，总以“拙作不宜上电视”为由拒绝。为拿下授权，去北京前，孙雄飞找钱老的朋友柯灵写了引荐信。

钱老得知黄蜀芹乃黄佐临之女，感念上海沦陷期的交情，便预祝拍摄成功。

关于这段往事，《行云流水记》里有更详细的记载。其实，在孙、黄二人商讨剧本之初，复旦一位屠传德就拜访过钱老，改了个《围城》的电影剧本，投到电影局的刊物。随后，孙、黄与屠谈起剧本。谈来谈去，觉得电影容纳不下，还是要做电视剧。于是，屠才又给钱老写信，说要改电视剧。

回信中，钱钟书提及，那年春天，央视一位李同志给自己打电话，说想改编《围城》，想找他聊聊。钱老劝他不要费心，结果对方说，已着手在办了，只是希望征得同意。钱钟书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阻拦”。所以，给孙、屠写信时，钱钟书又提了一句，上演时，请附带声明：作者没有参加意见。

说白了，当年改编《围城》这件事，钱老完全是半推半就。

作者是这个态度，压力可想而知。如果拍砸了，那就太对不起人家了。

而把《围城》改编成剧本，难度本就不小。读过《围城》的都知道，全书并无什么跌宕起伏的情节，都是日常之事。《围城》的精髓，在于对人的刻画和对人物关系的洞察，以及它的语言。这语言，用萧乾的话说就是：

“《围城》的语言带刺儿，带味儿，带翅膀，带拐弯儿，还时而意在不言中。遇到这种语言，仿佛吃完军用干粮后，嗅到了炸臭豆腐。”

改编成电视剧后，要重现钱钟书语言的光彩、讽刺的精妙，难度堪比登天。《围城》的幽默、比喻和对人对事的点评，是其精髓所在。为了还原这一精髓，孙、黄二人把《围城》都翻烂了。跟屠传德谈完剧本后，在其基础上改了八个月，三易其稿，直到1986年年底，初稿才完成。前后耗去两年。

剧本把《围城》浓缩成11集容量，一共74个人物。后又精缩为10集72人。

收下剧本时，钱钟书便笑道：

“这一次麻烦你们了，你们这是自讨苦吃!”

嘴上说是不参与，不过看完剧本，杨绛和钱钟书还是给出了宝贵意见。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方鸿渐的塑造。拿钱钟书的话说，方鸿渐是个“被动人格”，是“Things happen to him”。他作为串联全篇人物的核心，一定要注意这点。杨绛看剧本前几段，觉得不要一上来把方塑造得像骗子，缺乏道德感。最好从下了船之后拍起，把鲍小姐的事，变成一张照片即可。

显然，这条意见并未采纳。

而为突出全剧核心，杨绛特意在片头写了那段广为人知的话：

04.

剧本有了，接下来的任务，难度更大。

《围城》的精彩，在于对人的刻画。角色选对了，这剧就对了一大半。为了让角色对上号，还在筹备剧本期间，黄蜀芹就在留意演员。一有空闲，她就跟孙雄飞商量谁演谁合适。几个主要演员，光选就选了三年。

如前文所说，黄蜀芹是一眼就看中了陈道明，希望他来出演方鸿渐。但陈道明看完《围城》原著后，却拒绝了。因为整个故事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各种细节构造人物，展现的是一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陈道明害怕演不好。

可黄蜀芹觉得非他莫属，说你啥时候来，我们啥时候拍。陈道明虽然是最早找的人，却是最后一个定下来的。进组前，黄导就俩要求：

“学一口上海腔，减肥20斤。“

为了与方鸿渐的瘦弱形象作对比，他的“好基友”赵辛楣，黄蜀芹特意选定了白白胖胖的英达来演。那时的英达，还没什么名气。他刚从美国留学回来，跟着谢晋拍过《最后的贵族》。谢导嘛，也扶持过黄导，对黄有知遇之恩。想必通过这层关系，英达就跟黄蜀芹搭上线了。

不久，通过英达的关系，北影厂的文学编辑施文心找上黄蜀芹，希望自家儿子能在剧中出演一个角色。黄蜀芹把照片拿来一看，此君其貌不扬、气质猥琐，正适合演《围城》里的李梅亭。虽然书里李梅亭的年纪不小，但年轻人却把李教授的小人模样演得惟妙惟肖。这个人呢，就是葛优。

李梅亭算是葛大爷的起步角色，数年后，《编辑部的故事》里的李东宝，让他变得人尽皆知。而剧中跟他搭戏演戈玲的吕丽萍，也在《围城》里演了重要角色，那就是方鸿渐的老婆，孙柔嘉。《围城》里写孙柔嘉眼距宽，黄蜀芹瞬间想起了在电影《童年的朋友》里演童养媳的吕丽萍。

彼时，吕丽萍也没演过多少戏，却把孙柔嘉身上那股劲儿拿捏得极为细腻。尤其是与方鸿渐结婚后的状态，可以称为每一个男人的噩梦。

「令人害怕的孙柔嘉」

而《围城》通篇里未着一字讽刺、也就是方鸿渐心头白月光的唐晓芙，最早陈道明推荐了还在读书的杨澜。那时杨澜清纯得不行，形象也好。黄导正犹豫不决，偶然看到了史兰芽，同样没怎么演过戏，一脸孩子气。黄蜀芹找来她演的电视剧一看，觉得她的眼神、模样更适合，就定了她。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多年后，现实中的史兰芽嫁给了一个更厉害的人物。

他是一个动不动就在网上找二营长拉意大利炮的男人。

除了这两个，方鸿渐生命里的女人，还剩一个苏文纨，一个鲍小姐。

苏文纨这个人物，表面要带着留学生腔调和上海人做派的贵气，骨子里却又要带着女人的矫情、虚荣和俗气。要演好这个人物，相貌上，必须是那种一眼望去的美人，讲起话来，却处处令人生厌。为此，黄蜀芹特意找到了上戏的青年教师李媛媛。她演过许多舞台剧，台词功底极深。

果然，演出来，连钱钟书也拍手称赞。

至于“熟肉铺子”鲍小姐，作为最放浪、大胆的角色，在上影厂演员王志华的推荐下，黄蜀芹定了盖丽丽。这位《大众电影》封面和许多年代挂历上的美人，是那时许多男性的梦中情人，正适合这个充满欲望的角色。

当时，黄蜀芹看景时遭遇车祸，把小腿给撞断了。角色还没定完，急得睡不着，赶紧给王志华打电话。王志华常年跑剧组，认识的演员很多，凡他觉得合适的，都推荐给了黄导。除了盖丽丽，还有演小寡妇的徐金金，也是他推荐的。

徐金金演的这位小寡妇，可谓静起来如眉眼如画，狠起来满嘴刁牙。

她用苏州话骂人那段，泼妇相尽显。

演完后，全组人都为她鼓掌欢呼：

05.

除了一堆主演，其实更厉害的，是那些次要演员。

他们的来头，一个个都不小。

放到今天，怕是请都请不动。

之前的「英氏家族沉浮史」里，我就讲过英达他爹英若诚。《围城》拍摄时，他还在做文化部副部长。但因为他是钱钟书的学生，无论如何要参演，演了书中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英副部长日理万机。为了他拍戏方便，执行导演王志华特意把他所有戏都攒到了一起，他抽身一个星期，拍完就走了。

除了部长，还有局长。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也就是拍《城南旧事》的那位第四代导演的翘楚，携太太张文蓉，出演了方鸿渐的岳父岳母。

他俩的儿子，则演了方鸿渐的弟弟。

除了局长，还有厂长。

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于本正，演的是在苏小姐家聚会时夸夸其谈的归国政治家，那个让方鸿渐抱怨“政府可以迁都，自己倒不能换座位”的男人。

无论是局长，还是厂长，参演时都和群众打成一片。大家管厂长叫“老师”，管局长叫“姐夫”，因为张文蓉是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大家都管他叫大姐。后来王志华说，再也没有哪个剧组，能有那么融洽的气氛了。

除了当官儿的，还有一些演员，是上海文艺界的骨干。

知名剧作家沙叶新，演了苏文纨的丈夫。他写《陈毅市长》，导演就是黄佐临。此君长得一团喜气，又肥又圆，正好适合演“四喜丸子”曹元朗。

那个把“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挂在嘴边的学督，是李天济演的。他是经典电影《小城之春》的编剧。而演诗人董斜川的，是著名第五代导演张建亚。一代80后都看过他导演的那部黑色幽默喜剧，《三毛流浪记》。

在三闾大学里，靠“克莱登大学”假文凭混饭吃的韩学愈，扮演者是顾也鲁。他是老上海的电影明星，演过茅盾的《子夜》。上海人艺的宋忆宁和吕凉这对夫妻，一个演了三闾大学的女生指导员，一个演了哲学家褚慎明。

宋忆宁本来是个绝色美人，刻意把自己搞丑。往嘴里塞棉花，戴起老花眼镜，剪了一头短发，还糟蹋自己，画了一次夸张的妆。

剧中的第一美人汪太太，扮演者于慧，同样是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黄蜀芹在选角时，早就想好了。小角色，最好是上海演员。因为她印象中的那批知识分子都是上海腔调，找上海演员，能跟她记忆中的形象气质相吻合。

虽然请来了这么多大牌，但实际上，剧组并没在演员身上花太多钱。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没起来，那时还没有往演员身上砸钱的说法;一方面是剧组大部分的经费都用在拍摄上，演员能参演钱老的作品，本身就觉得很光荣了。

当时《围城》拍10集，一集1000块就是最高片酬。可是一集，黄蜀芹要拍整整10天。执行导演如王志华，总共到手也才2000多块。

在片酬这一块上，剧组是精打细算、能省则省，王志华等几个执行导演，都跑过龙套。方鸿渐回乡采访他那位记者，是剧组的摄像大哥。什么道具、灯光、化妆师，都客串过小角色。黄蜀芹从这些地方，省下不少经费。

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服化道上。

为了重现上世纪30年代的环境，她把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道具，都做到了竭尽全力的完美。苏文纨家的木质，必须造得富丽豪华，充满气派。唐小姐的木质感则需干净，凸显人物的纯真。影片开头的邮轮，要洋气。洗甲板的，必须一个黑人一个白人。邮轮里各项装饰，也都花了大手笔。

方鸿渐从上海去三闾大学，一路上走进苏文纨的家，走过上海繁华街头，又坐了乡下的巴车，见识到了小城景象，一路走走看看，各有各的不同。于是《围城》那10集戏，多达120多个场景，涉及了飞机、火车、远洋海轮、铁皮江轮、老爷长途汽车，以及各种30年代轿车、电车、人力车，甚至还有小木船、小舢板和独轮车，集合了30年代所有的交通工具。

这些车、船，都花了大量心思才找到的。

在人物身上，为了还原那时的上海时尚，化妆造型部门翻阅了大量旧上海画报，给72个角色设计了多种造型，定制了许多洋气的衣服。

之所以做到如此事无巨细的还原，只为了一个目的。

拿黄蜀芹的话说，她要养一池活水。

06.

黄蜀芹所谓的活水，是希望演员一进入片场，就能迅速融入人物、故事，回到那个年代的氛围中，拿出最好的表演状态。多年后，吕丽萍上节目时还说，本来不怎么会演戏，心里没底，但你一穿上那身衣服，看到那些场景，就忘记自己本来是谁，只记得自己是孙柔嘉了，越演越有底气。

《围城》的重点，都在人身上。表演，自然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剧组，每个演员都带着一本原著。没事儿就拿出来翻翻。台词找不到感觉，就去翻书。

为了呈现出好的表演效果，黄蜀芹还采取了双机拍摄。

当初拍电视剧，分好镜头后，一个机位的镜头一口气拍掉，再拍下一个机位。如此一来，表演会很不连贯。而采取双机拍摄，演员的表演可以更自由、丝滑，摄像机可以更精准地捕捉他们的动作、表情。只不过这么拍，工作量巨大。彼时黄蜀芹摔断腿，还只有一台监视器。拍得可是十分辛苦。

拍摄过程中，她还提出机随人动。谁的表演更丰富、出彩，她就多给一些镜头。为此，她特意鼓励大家“抢戏”，谁抢得好，就多拍谁。

所以演《围城》时，无论新老演员，都有许多即兴发挥。大家一段段琢磨，怎么把这句台词讲好，怎么演能演出人物的神韵。黄蜀芹说：

“我不怕你们演多了，就怕你们没演出东西。这个戏，靠细节。”

细节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场戏，孙柔嘉的宿舍有一把摇椅，扶手是圆的，方鸿渐跟她争执后，要坐到摇椅扶手上去解释。开拍之后，陈道明怎么坐都觉得别扭，说圆扶手坐不住，最好改成平的，不然显得很假。

置景师傅不高兴，说现改怎么来得及?王志华说，没事，我调整一下拍摄顺序，你改这个椅子要多久?最后椅子改了两个小时，改完接着拍。

正因为处处抠细节，才有了成片里那些精彩的对戏。现如今打开《围城》，虽然画质很渣，但每个演员的表演，绝对会让你叹服。

譬如方鸿渐遇到赵辛楣讥讽时，这一声怪笑，以及那笑容突然收敛：

譬如李梅亭这个道貌岸的老色批看见小寡妇时活跃的眼神，和藏不住的邪念：

譬如孙柔嘉婚后听方鸿渐讲话的状态，那眼神里多疑的变化和嘴角流露的情绪：

譬如这帮人在拿到三闾大学寄来的钱后，终于能上街搓饭时的得意和欢乐：

也正因为这些表演足够精彩、到位，观众才能体会到原著里人物的心境，体味到人生中那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的讽刺和伤感。

就像整剧结尾陈道明那段表演，那其实是《围城》开机后的第一场戏。他饰演的方鸿渐一个人走在风声呼啸的街头，心境惨淡，况味悲凉，整个表演传递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苦痛。

木然的脸上，写着哀莫大于心死。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围城里的人想出去”：

一开拍，就演这么一场重头戏。没有对原著和人物的足够理解，是绝对做不到的。

此外，《围城》原著里，有大量的幽默、讽刺、评述，这些内容，不好直接由人物的嘴说出来。黄蜀芹就特意在片中加入了旁白，引入原文，以体现钱钟书的智慧和文采。

念旁白的这位，也不是一般人。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配音艺术家，毕克。《尼罗河上的惨案》里的波洛侦探和《追捕》里高仓健演的杜丘，以及80后们熟知的阿凡提，都是他的杰作。

配《围城》的旁白时，他已患癌。这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作品。

钱老先生那些经典语录，经他诙谐的口吻一说，令人回味无穷。

想必当初不少人看了下面这些话，会毫不犹豫地去买一本原著翻翻：

毕克用原文念白讽刺褚慎明夸耀“帮罗素解答问题”这段，堪比吐槽大会了：

07.

整个拍摄过程中，钱钟书、杨绛曾多次去信给黄蜀芹，鼓励她创作。最早见到黄蜀芹时，钱钟书就说，媒介物不同，得到的结果不同，小说、戏剧、诗歌之间各有各的特点，他表示理解、信任，希望她大胆去拍。

得知黄蜀芹因看景撞断小腿，钱钟书也赶紧写信关问，说“尊体过于操劳，未得恢复，愚夫妇均极挂念…惟有祝吉人天相，早日病除，无任大愿。”

这期间，剧组把录像带寄给他和杨绛，两人看了，都觉得电视较之小说没走样，选角、表演很棒。黄蜀芹表示还有遗憾，有许多不足之处。

对此，钱钟书倒没放在心上。

掉了一段书袋回信说：

“对于艺术作品，也许不能要求完善无疵。记得《红楼梦》里史湘云说话‘咬舌子’，脂砚斋评语说什么‘真正的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施之病’等。外国诗人也说：‘faultlessly faulty , splendidly null’。只有不创作(包括导演、表演、绘画)的人，才会不创作坏东西。”

杨绛也提到，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对于电视剧一致好评，甚至有一位学者看了《围城》，因为太高兴，不慎从桌子上笑得摔了下来。

在对原著的风格还原上，钱钟书说：

“我只有感谢、佩服，想不到这部书可以改成这样。许多心理性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好多语言，都被你们吸收进去了。”

听了这些话，黄蜀芹才感安慰，觉得自己没糟蹋经典。

「黄蜀芹在《围城》海报前」

1990年11月，钱钟书80岁寿辰那天，《围城》播出，引起广泛关注，让许多普通人，知道了钱老的这本大作。最后，电视剧摘下第十一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优秀导演奖、优秀男主角奖，以及第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成为国剧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

虽囿于时代局限，如今看《围城》，质感远不比上现在的剧那么光鲜，犹如一间壕气的屋子，甚至有点寒碜，但其内核，却远比当下许多口水剧深邃。可以说没有一处废话，没有一点噱头，完全是怀着一腔诚挚和敬意拍出来的。

开拍之前，黄蜀芹就说过：

“咱们拍这剧，一定要有巨片意识。”

什么叫巨片意识?不是要体量大、集数长，也不是空有华丽的皮囊，所谓巨片，是其思想的深邃、人物的深刻，因为原作所写的人生广度与深度已经充分体现出巨作的意蕴，拍成电视剧，就得把这个意蕴表现好。

一句话，形，囿于经济条件，可以不那么完美，但神，一定要尽善尽美。

如何能把这意蕴拍好?

归根到底，还是那三个字：敬畏心。

08.

诚如黄蜀芹所言，《围城》改剧本花2年，选角花3年，短短10集，拍了整整100天，后来资金不够，制片人张雪村和黄蜀芹去上海市委宣传部申请拨款，谁也没想靠它挣钱，只想做一部精品，这种事，放在今天不可能了。

就像后来《红楼梦》的导演王扶林说的，一部87版《红楼》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请了那么多红学家、民俗学家、古文化学家来做顾问，全国海选青年演员并培训数年，经费全用在服化道和拍摄上，那也是沾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光。

1992年后，市场意识、投资回报进入文化产品，不可能再那么拍片了。

《红楼梦》倒还好，本身故事性强，话题足，底子厚，能吸引观众看下去。《围城》的一代文学地位，虽然被夏志清教授抬得那么高，可其故事，类似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本质上也算是人生的一地鸡毛，放到今天，如果全部按照原本的故事拍，怕真如黄蜀芹说的，看都没看人。

《围城》里有男女情愫，讲的却不是你侬我侬，恋爱不发糖，不是酸就是苦，借爱情的事，拆人性的疮。《围城》里也有事业磨难，讲的却不是化险为夷，全是人与人的勾心斗角，一点社会正能量都没有。全文除了白月光唐晓芙，剩下每个人都有令人生厌的地方，人的软弱、虚荣、阴狠、可笑、自作多情、举棋不定、两面三刀、欺软怕硬、道貌岸然，全都被它点到了。

这样的故事放在今天，如果照原著去拍，剧情只剩下温吞水，一点也不刺激。

如果想吸引更多的观众看，恐怕要让方鸿渐周旋于女人间，再让女人之间互相多搞搞事情，加上赵辛楣、董斜川、曹元朗，弄出个多角恋。但这依然不够看。刨掉爱情，剩下的是学校里的君子小人，剧情上没有一波三折，无引人入胜之处。跟隔壁的婆媳大战、谍战风云、古装穿越相比，可谓毫无胜算。

1990年《围城》播出那年，内地才攒出第一部室内剧《渴望》，看疯了全国老百姓。跟《渴望》比，《围城》收视率已经算寒碜了。经过数十年的光景，普通观众的剧情口味早就被养刁了，更不大能“瞧得上”《围城》的文艺腔。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谁来演?谁能演好?

陈道明演方鸿渐时30多岁。放眼如今娱乐圈，30出头的一线演员里，能把方鸿渐的懦弱、可笑拿捏精准的演员，我是想不出来。《围城》整部剧的精髓，全在于人以及人与人的互动，光演技这门槛，就要刷掉一大片。

说句不好听的，咱们有些演员，恐怕连把原著读懂、读透的能力都不具备。要他们在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剧情里扎猛子，扎进去就“溺死”了。

所以，或许我们真就再也拍不出第二部《围城》了。

不过，换个角度看，黄蜀芹的《围城》，在80年代那个文化热盛行的时代末尾，在那阵推介经典的潮流中，已经完美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它不但尽可能多地还原了《围城》的幽默、文采和人性洞察，也如孙雄飞期待的那般，让更多普通人了解到了钱钟书的这部小说，这已经足够了。

有这般珠玉在前，或许，我们也不需要第二部《围城》。

更多的趣味，诸君就去原著里找好了。

「全文完，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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