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济南签售谈新作:《大医》还有遗憾

导读: 记者 师文静 5月13日,马伯庸携全新长篇历史小说《大医》再次来到济南,在新华·爱书客、济南市图书馆举办两场活动,现场读者云集,热闹非凡。马伯庸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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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师文静

5月13日,马伯庸携全新长篇历史小说《大医》再次来到济南,在新华·爱书客、济南市图书馆举办两场活动,现场读者云集,热闹非凡。马伯庸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畅谈新作《大医》以及写作等话题。

80万字的《大医·破晓篇》《大医·日出篇》是马伯庸最新力作,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所医院的成立和发展,以小见大,侧面展现了中国现代医学艰难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其中的白衣侠士们毁家纾难、义无反顾,筚路蓝缕、救民为国的艰难与曲折。小说中,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在1910年这一个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始了他们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书中写到了他们在鼠疫、旱灾、水灾、战争中治病救人,并寻觅救国之法,成长为真正的“苍生大医”。《大医》是马伯庸少有的“相对正统”的大题材小说创作,但依旧保持了对历史细节的处理、紧张感的营造,读来酣畅淋漓并令人深思。

谈及这本书的写作,马伯庸总结认为,《大医》与其以往的写作有三个不同特征:这是第一次写民国题材,第一次将故事放在近代;以往的《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都写一个很短时间里的故事,而《大医》对医学史的呈现横跨将近50年,从1904年一直写到1950年;《大医》的重心是医学,区别于自己之前的历史悬疑类创作。

《大医》以三位虚构主角的成长为主线,但书中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红会代表性人物沈敦和、张竹君、颜福庆等的故事也占据不小的篇幅,以虚实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绰约风采。谈及这种写作构思,马伯庸表示,近现代医学史波澜壮阔,他花费数年时间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为了写出那段历史的严肃性,写出时代质感,必须要有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其间。“写这些真实人物时,我会尽量保证让他们经历的大事件、历史时间线以及他们的立场风格,都要与本人一致,而非出自我的虚构。当然书里也有一些杜撰的具体事件,但这些事件没有背离历史人物本身。”

马伯庸自陈,他2017年参观上海的华山医院院史馆萌生写《大医》的念头,开始准备期间,就发现了这个题材的难度,不仅要精通医学,熟知近现代史、上海城市发展史,还要熟知当时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军事、交通、饮食等,几年准备与大量的阅读后,开始创作《大医》。小说中有非常多的医学救治案例,非常详细的用药、治疗手段等描写,而这些详细的医疗细节曾让马伯庸无比发愁。“从清末、民初、北洋时代、国民政府时代以及抗战时代,每年或者每几年医疗技术就会有一次翻天覆地的革新,小说中的医疗细节也一定要卡在时间点上,不能够违背当时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比如小说写到抗菌抗感染,我们都熟知要用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但青霉素1945年才真正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在这之前,包括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没有盘尼西林,那时的抗菌药物是磺胺。小说中有大量的医药、医疗手段的细节需要去考证,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只有对所有的医疗技术、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有足够多认知,才能在脑海中将它们交织成一个故事,才能写出历史的质感。”

谈及小说所描绘的“苍生大医”精神世界,马伯庸提到了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及其《千金要方》:“苍生大医”讲的并不是医术,是医生的道德,作为一个“大医”首先要以病人的悲苦作为去行医的基础,不管是什么样身份的病人都要去救,这是大医天然的职责;大医还有共情能力,看到病人的痛苦,要感觉像自己遭受痛苦一样,要具备高的医德。“医生是超越了种族,超越了文化的高尚职业。《大医》描写的就是这样的医生。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拯救万民于水火,这种精神,从那时起就一脉相承,绵延至今。”

如今《大医》第二部也已经出版半年多,深受读者喜爱,马伯庸的这次转型写作又一次经受住了市场和读者的考验。回望这部长篇,马伯庸坦陈,80万字可能看起来很多,但是他觉得还是少了。“书里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因篇幅原因跳过了。我仍觉得每个历史阶段还都有大量事件可写,想分享给读者,没写出来就特别遗憾。以后可能会写一些短篇文章,或以讲座方式,把这些没写出来的故事传递给大家。如果有机会出修订版的话,会把没写的补进去,让这部小说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中国近代医学历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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