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济南签售谈新作：《大医》还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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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师文静

5月13日，马伯庸携全新长篇历史小说《大医》再次来到济南，在新华·爱书客、济南市图书馆举办两场活动，现场读者云集，热闹非凡。马伯庸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畅谈新作《大医》以及写作等话题。

80万字的《大医·破晓篇》《大医·日出篇》是马伯庸最新力作，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所医院的成立和发展，以小见大，侧面展现了中国现代医学艰难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其中的白衣侠士们毁家纾难、义无反顾，筚路蓝缕、救民为国的艰难与曲折。小说中，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在1910年这一个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始了他们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书中写到了他们在鼠疫、旱灾、水灾、战争中治病救人，并寻觅救国之法，成长为真正的“苍生大医”。《大医》是马伯庸少有的“相对正统”的大题材小说创作，但依旧保持了对历史细节的处理、紧张感的营造，读来酣畅淋漓并令人深思。

谈及这本书的写作，马伯庸总结认为，《大医》与其以往的写作有三个不同特征：这是第一次写民国题材，第一次将故事放在近代；以往的《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都写一个很短时间里的故事，而《大医》对医学史的呈现横跨将近50年，从1904年一直写到1950年；《大医》的重心是医学，区别于自己之前的历史悬疑类创作。

《大医》以三位虚构主角的成长为主线，但书中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红会代表性人物沈敦和、张竹君、颜福庆等的故事也占据不小的篇幅，以虚实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绰约风采。谈及这种写作构思，马伯庸表示，近现代医学史波澜壮阔，他花费数年时间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为了写出那段历史的严肃性，写出时代质感，必须要有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其间。“写这些真实人物时，我会尽量保证让他们经历的大事件、历史时间线以及他们的立场风格，都要与本人一致，而非出自我的虚构。当然书里也有一些杜撰的具体事件，但这些事件没有背离历史人物本身。”

马伯庸自陈，他2017年参观上海的华山医院院史馆萌生写《大医》的念头，开始准备期间，就发现了这个题材的难度，不仅要精通医学，熟知近现代史、上海城市发展史，还要熟知当时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军事、交通、饮食等，几年准备与大量的阅读后，开始创作《大医》。小说中有非常多的医学救治案例，非常详细的用药、治疗手段等描写，而这些详细的医疗细节曾让马伯庸无比发愁。“从清末、民初、北洋时代、国民政府时代以及抗战时代，每年或者每几年医疗技术就会有一次翻天覆地的革新，小说中的医疗细节也一定要卡在时间点上，不能够违背当时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比如小说写到抗菌抗感染，我们都熟知要用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但青霉素1945年才真正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在这之前，包括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没有盘尼西林，那时的抗菌药物是磺胺。小说中有大量的医药、医疗手段的细节需要去考证，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只有对所有的医疗技术、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有足够多认知，才能在脑海中将它们交织成一个故事，才能写出历史的质感。”

谈及小说所描绘的“苍生大医”精神世界，马伯庸提到了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及其《千金要方》：“苍生大医”讲的并不是医术，是医生的道德，作为一个“大医”首先要以病人的悲苦作为去行医的基础，不管是什么样身份的病人都要去救，这是大医天然的职责；大医还有共情能力，看到病人的痛苦，要感觉像自己遭受痛苦一样，要具备高的医德。“医生是超越了种族，超越了文化的高尚职业。《大医》描写的就是这样的医生。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拯救万民于水火，这种精神，从那时起就一脉相承，绵延至今。”

如今《大医》第二部也已经出版半年多，深受读者喜爱，马伯庸的这次转型写作又一次经受住了市场和读者的考验。回望这部长篇，马伯庸坦陈，80万字可能看起来很多，但是他觉得还是少了。“书里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因篇幅原因跳过了。我仍觉得每个历史阶段还都有大量事件可写，想分享给读者，没写出来就特别遗憾。以后可能会写一些短篇文章，或以讲座方式，把这些没写出来的故事传递给大家。如果有机会出修订版的话，会把没写的补进去，让这部小说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中国近代医学历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