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马伯庸:不会原地踏步消耗自己,每本书都在拓展写作边界

导读: 记者 师文静 历史小人物与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写作中的瓶颈如何克服?5月13日,携新作《大医》来济举办读者见面会的著名作家马伯庸,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畅谈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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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师文静

历史小人物与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写作中的瓶颈如何克服?5月13日,携新作《大医》来济举办读者见面会的著名作家马伯庸,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畅谈写作等话题。

马伯庸透露谈及“高产”和灵感,他坦陈如果总是同样一种套路写作,会觉得很无聊;谈及小说中的那些历史缝隙中的小人物,他表示自己一直坚持一种人民史观,那就是小人物一定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动力。

谈创作:

《长安的荔枝》为何成书最快

近年来《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大医》纷纷出版,再加上新作、旧作集中影视化,马伯庸给人一种非常高产的印象。但马伯庸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从2017年到现在,真正的长篇只有《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和《大医》,加起来也就100多万字,平均下来大概一年一本书,自己算是低产。

马伯庸的每部作品都在题材、风格上追求不同,《古董局中局》用口语化表达讲述民间古董百科全书式的故事;《长安十二时辰》是一个非常迅速的“反恐”故事,有精准的描写和节奏感、速度感;《两京十五日》以文字的厚重感,描写明代大运河沿岸风情的鲜活画卷;《长安的荔枝》又回到盛唐的雍容,但同样充满时空紧张感。马伯庸每部小说的题材、笔法都会变。

马伯庸表明,他不喜欢重复,希望每一本书跟上一本都不一样,都有所变化,这样读者不会腻,自己也不会腻。“如果总是同样一种套路的话,我会觉得很无聊。按照《长安十二时辰》的风格写下去,可能读者也会觉得很好看,但对我来说,它是属于原地踏步,是属于一种消耗自己的状态。我希望每本书能让大家看到突破。有些突破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新鲜,也或许这种新鲜的效果没有想象得那么好,但我仍想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边界,这样我也才能看到自己的极限在哪儿。”

马伯庸告诉记者,比如写作很艰难的《大医》,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过程,书中写到了主要人物在鼠疫、旱灾、水灾、战争中治病救人,并寻觅救国之法,不仅要精通医学,熟知近现代史、上海城市发展史,还要熟知当时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军事、交通、饮食等,通过这本书他有一个机会去学习整个中国近代史,去跟着人物思考当时的中国该往何方而去。但《大医》写到一半就已经觉得太累,为了消遣一下,转换一下思路,马伯庸提笔写了至今成书最快的一部小说《长安的荔枝》,11天写完,一气呵成,酣畅淋漓,这成为自己写作生涯中难得的一次创作大爆发。

写得又多又快,每部小说又能保证品质,这对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事情。谈及大家关心的写作灵感与瓶颈问题,马伯庸表示,每个人写作都会碰到创作瓶颈,极少一口气写完,碰到瓶颈怎么办,那就停下来。“灵感就跟一只猫一样,你越想去抱它,它就跑得越快,你不去理它,它就爬到你键盘上来。”马伯庸自称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去旅游、看电影、读书。

又说回灵感,马伯庸举例说,《长安的荔枝》他花了11天写完7万字,中间没有瓶颈,但这本书真的是11天写完的吗?“是,也不是。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养成看书的习惯;去了广东会去找荔枝相关的书籍,想起西安会去看盛唐文化的书;走到全国各地,会去了解当地的山川形势,一边坐高铁一边记地名……过去十多年持之以恒的积累,让我知道唐代人的生活细节,知道荔枝的种植方式,知道唐朝运送荔枝的线路,我脑子里甚至画出了一张地图。结果,到了某一天,忽然之间厚积薄发。”

马伯庸认为,瓶颈不重要,关键在于平时是不是愿意去做足够细致的积累,积累足够多,瓶颈就不会是瓶颈,你可以轻易突破它。“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写作的秘诀。只有看不破世界,才有想表达的东西;只有正在经历世事,有愤怒、有情绪、有遗憾、有兴奋,才能成为作家。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是靠荷尔蒙写作的。如果没有激情,那就写什么都没劲了。

谈人物:

写自己敬畏的两种人

《显微镜下的大明》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尘封已久的故事,“替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作传”。《长安的荔枝》写大唐长安城小吏,潜力运荔枝,完成一个“社畜”的拼命奋斗的故事。《两京十五日》中,太子朱瞻基要踏上疯狂的两京急速之旅,看他身边的小人物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大医》中三位热血青年,命运多舛,经历曲折复杂,沉沉浮浮,起起落落,破除了那么多难题,走完一生。

马伯庸的作品擅于在历史缝隙中去找小人物的蛛丝马迹,从小人物去挖掘出一个大历史。比如,《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帅嘉谟对数学的痴迷可以说近乎疯狂,被称为“算呆子”,以一己之力起底了百年丝绢案,让牵扯其中的各方利益集团开启大乱斗。小人物要干成一件大事,就要或执着,或痴迷,或孤注一掷、背水一战。而这种关乎情绪、精神、信仰、活法的小人物塑造,也最能让当下的读者产生共鸣。

马伯庸说道,他内心深处对两种人非常敬畏,一种就是和自己完全不一样,极度坚持某件事情,“轴”得不行的人,这些人是真正能做大事的人,所以喜欢描写他们;另外就是对数学特别好的人心存敬畏,所以写了帅嘉谟、李善德(《长安的荔枝》)等,他们数学特别好。

除了写数学特别好的人,马伯庸还写过《风起陇西》中的谍战局中人,《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反恐”精英等。这也是写历史小说非常独特的人物视角。拿历史上的间谍来说,马伯庸称,任何时代都有间谍,《孙子兵法》里有专门讲到间谍的作用,但因中国历史一般只记载大事忽略小事,这些人物都没有记录下来,不过你看历史上很多大事件,比如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刘备、孙权怎么知道曹军人数的,肯定有细作、间谍去调查;再比如正史记载官渡之战时,刺客徐他刺杀曹操,被护卫许褚阻拦,刺客是谁派来的,史书没有记载,那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写一写这些边缘人物。“司马迁《史记》专门有《刺客列传》,开了为刺客写史的先河,但后面的史书再也没提过这些人物和事儿,只有司马迁愿意给这些几乎改变了历史的卑微小人物树碑立传,所以我一直特别喜欢司马迁。”

对于自己为何写那么多历史小人物的故事,马伯庸回答道:“我一直坚持一种人民史观,我认为小人物一定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动力。那些英雄人物其实是适逢其会,赶上了某一段社会的变革,走上了潮头,走向我们的视野。但社会变革的动力其实来自千千万万个小人物。一两个小人物无足轻重,但若是所有的人都产生了同一种愿望、同一种诉求,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历史潮流、历史趋势。”他说,我们自己都是普通人,所以对普通人的生活最为了解,就要去关注一下历史中那些被湮灭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争取让他们重新活过来,让现在的普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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