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九流中的三教是指(三教九流中的三教是指哪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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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新行业不断出现，旧行业不断被淘汰。但是不管怎样，都会被涵盖在三教九流之中，这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分享一下三教九流中的三教指的是哪些？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一、什么是三教九流？
　　三教九流（亦作九流三教）泛指中国古代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在古代白话小说中，往往含贬义。三教：儒（即儒教）、释（即佛教）、道（即道教）九流：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所谓九流十家，是指九流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以外加上小说家。九流可细分为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说法不一。（此九流为地会地位，与九流十家的学说无直接关系）上九流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佛祖、天、皇上、官、阁老、宰相、进、举、解元佛祖、仙、皇帝、官、斗官、秤、工、商、庄田佛祖、仙、皇帝、官、烧锅、当、商、客、庄田中九流举子、医生、相命、丹青、书生、琴棋、僧、道、尼秀才、医、丹青、皮（皮影）、弹唱、金（卜卦算命）、僧、道、棋琴举子、医、风水、批、丹青、画、僧、道、琴棋举子、医、风水、批、丹青、相、僧、道、琴棋下九流师爷、衙差、升秤、媒婆、走卒、时妖、盗、窃、娼高台、吹、马戏、推、池子、搓背、修、配、娼妓打狗、卖油、修脚、剃头、抬食合、裁缝、优、娼、吹手巫、娼、大神、梆、剃头、吹手、戏子、街、卖糖。

　　二、三教具体指的是什么？
　　儒释道，儒指的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其影响波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中亚、东南亚等地区； 释是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因悉达多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道指的是东周时期黄老道神仙家依据《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而长期演变创立的宗教，是中国本土宗教。
　　儒释道为古代中国最早的世界文化视野范围观，以释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圈，是大中华文化圈范围外众多外来文化中离中华最近，接触最早的文化，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地球也如同一个小村落，更多优秀的文化呈现在世人前，取长以补短，万物以冲和，方为中华之真精神，世人之福气。
　　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南梁梁武帝时，然直至隋唐代儒、佛、道三教，这种“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排斥和斗争。直到元明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是在后汉初期，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得以在中华大地渗透普及。这期间，相距了数百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弘明集·道安传》里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四百余年才开始真正被中国人接受，[2] 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思想深入人心以及当时华夏在文化上极为自信，华夷观念根深蒂固。
　　佛教虽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东汉、曹魏、蜀汉、东吴及西晋等政权明令禁止汉人出家为僧，那时的佛教还是胡人的宗教。但是也有少量汉人不顾禁令出家为僧。后赵建武元年，经佛图澄劝化，后赵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从此佛教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及日后的北朝逐步在中原普及，甚至影响南朝。
　　经过五胡乱华后，中原基本已经佛化，南有梁武帝下诏合道事佛，就连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道教着名人物陶弘景躲在深山修行，也要在道馆两旁各修青坛和佛塔一座，以表两教双修，死后更是要用佛教的袈裟入殓，陪葬器物。[3]
　　一般说来在这时期扬佛教抑儒道的风气相当浓烈。活跃于东晋至刘宋时的宗炳认为佛典宣说的思想无论较儒家的 《五经》 ， 还是道家的 《老子 》 、 《庄子》 ， 都更为精妙。其 《明佛论》 说：彼佛经也， 包五典之德， 深加远大之实； 含 《老 》 、 《庄》 之虚， 而重增皆空之尽。高言实理， 肃焉感神。其映如日， 其清如风， 非圣谁说乎？
　　这是说佛经不但涵摄儒书、 道典的优点， 而且还远较二家更为殊胜。正是居于此， 魏晋南北朝的崇佛者又称释迦牟尼为 “众圣之王， 四生之首” 、 为“大圣” 。这种独崇佛教、 贬抑儒、 道的态度在梁武帝身上达到顶峰。他在《敕舍道事佛》 一文中， 竟然将中国传统的儒、 道二教都斥为邪教， 并号召臣下反伪就真， 舍邪归正：
　　老子、 周公、 孔子等， 虽是如来弟子， 而为化既邪， 止是世间之善， 不能隔凡成圣。公卿、 百官、 侯王、 宗室， 宜反伪就真， 舍邪归正。[4]
　　虽然佛教很早就传入，然只在少数信奉者范围内流传。这样前后经历了约五百余年的时间。在各种因缘的配合下，渐次坐大，各类佛学思潮不断涌现。迨至隋唐时代，已进入实质性的综合创新时期，佛教佛学，一并繁荣。不独在所有外来宗教中首屈一指，而且与本土的儒、道二教相比，亦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乃有问鼎思想以至政治地位的资本：
　　一是在思想界，主张将儒、道二教排列在自己后面。如智颉（538—597）《维摩诘经玄疏》引《造立天地经》云：宝应声闻菩萨示号伏羲，以上皇之道来化此国。又引《清净法行经》说：摩诃迦叶应生震旦，示名老子，设无为之教，外以治国 ……光净童子，名日仲尼，为赴机缘，亦游此土，文行诫信，定《礼》删《诗》，垂裕后昆，种种诸教。
　　智颚引用这两部伪经，贬低孔子、老子，甚至连创作八卦的伏羲也不放过，意在显示佛教在思想领域的实力，反客为主的意图是极为明显的。再像三论宗的吉藏（549——623）在其所着《三论玄义》里的判释，也认为儒、道二教皆为“外道”，还比不上佛教的“声闻乘”。至于唐代撰写《广弘明集》的道宣（596——667）在其《归正篇》的序言中，更是宣称：若夫天无二日，国无二王，唯佛称为大圣，光有万亿天下。故夸门学日盈，无国不仰其风；教义聿修，有识皆参其席。彼孔老者，名位同俗，不异常人，祖述先王，自无教训，何得比佛以相抗乎？……是以知天上天下，惟佛为尊。
　　这种昂扬的自信源于佛教徒文化自信心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佛教也非常重视人才素质的培养与提高，重视培养大量人才的结果就是涌现大量的人才，之后是各大宗派的相继崛起，隋代的天台宗、唐初的三论宗、法相宗、则天武后时的华严宗、开元年间的密教、唐末的禅宗等，人才辈出，大部头的佛学专着也不断问世。[5]
　　虽然，此一时期僧尼的人数并不很多，终唐一世，大抵徘徊在全国总人口的1%左右，但因为多数僧尼的文化素养奇高，其影响力却非同小可，连唐太宗也不敢漠视，尽管他基本上不信佛教，[5] 但也不得不承认佛教潜在势力的雄厚，如在贞观11年（637）的一则诏书中说：
　　佛教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国。……暨乎近世，崇信滋深。……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光，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反，于滋累代。
　　此种说法决不是一般的虚拟之词，而是有事实基础的。以隋代为例，“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八十二部。”这些数据虽有夸大之嫌，但隋朝二帝的兴佛功行已不难想见。同时，佛教义学的研究也相当繁荣。隋末唐初的战争使寺院和僧人均有所损，但佛教的根基并未动摇，唐太宗的感叹不是空穴来风。至于间里民众的虔诚信仰，更是佛教流风不堕的社会基础。唐玄宗《禁僧徒敛财诏》也有如此描述：流俗深迷至理，尽躯命以求缘，竭资材而作福，未来之胜因莫效，见在之家业已空，事等系风，犹无所悔。
　　至于“风靡于朝廷”的见证，也同样可以在唐代的佛教的故实中找到，比如唐高祖时，太史令傅奕数次上书请除去佛教，当其疏交付群臣详议时，大臣多袒护佛教，支持傅奕的，不过太仆卿张道源一人。连太子李建成、李元吉都为佛教说情，可见佛教在朝廷中的影响程度。
　　这是佛教问鼎政治地位的又一资本。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唐初佛教方面一次又一次地对朝廷“道先佛后”的政策提出异议，从而引发佛、道两教之间政治上的“排座次”之争。虽屡遭失败，却也说明佛教既然已从原先依附于儒、道二教的阴影中走出，转变为与道教的矛盾，其势力又如日中天，自然不甘心于在三教中叨陪末座。
　　与此同时，佛教还处处主张与道教划清界线，此与魏晋时期高僧多以老庄诠释佛教，比如僧肇着论，即盛引老庄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别。
　　佛、道二教的门户之见，虽初起于道安时代，如名士习凿齿《又与谢安书称释道安》中说：“统以大无，不肯稍《齐物》等智，在方中驰骋也。”意指道安（312--385）视道家不过是“方中驰骋”而已，没有佛家的境界高远。但当时并未出现相互诋毁的现象，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善的，相互取资，亦复不少。隋唐以降，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壮大，其进击性日趋强烈。因此，急于与道教分河饮水，为坐上三教领袖地位而扫除障碍。所以能在佛学领域里开出一片新天地来。[6] 而道教则没有儒家和佛教中的保持本教醇正的思潮。所以道教思想中，有不少其他的思想，而逐渐失去其本身之正。正是如此道教常被二教鄙视、奚落，以至于让当时的世人产生了看佛书，以后可以不用再看道教经书的思想。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儒、 释、 道三教论争几大主题进行逐一梳理。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以佛教东传为契机， 中、 印两大古老文明第一次在文化思想层面上相遇并展开激烈的交锋。由于印度文明以宗教出世主义为导向的文化对中国以现世主义为中心的伦理本位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 因此中国人在初次遭遇这种异质文化冲击时的确感到心灵的巨大震撼。这无疑是中国文化遭遇的首次挑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中华文明在应对印度文明主动挑战的过程中， 对佛教采取的开放、 接纳、 改造的系列姿态， 使得印度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的特殊土壤而做出适度的修改， 从而最终造就了极富思想创造性的中国佛教。公元十二世纪之后， 佛教在印度由于种种原因而绝迹， 中国反而代之而起成为宣播佛教的主要中心之一。就中国文化来看， 佛教及其所承载的印度思想的传入， 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视域，为中国人提供了来世、轮回、地狱等抽象能力， 弥补了中国文化现世主义导向过于强烈的俗世主义弊端。[4]
　　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看， 作为世界两大古老文明的中、 印文明在历史上的冲突、 交锋及其所采取的解决途径， 为当今全球化时代解决各文明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借鉴意义。[4]
　　佛教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向当时占有支配地位的儒家靠拢，并在哲学思想上依附于“老”“庄”和玄学。三国时期，大批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译经、传教的工作，这为以后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北朝时，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来，并取得重要的发展，至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的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我国邻近的国家。
　　在印度佛教未传入之前，儒学占有显着的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依附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为图调合儒、道的矛盾，不断地援儒、道入佛，论证三教的一致性。例如，在我国最早编译的《四十二章经》中就已掺入了很多儒、道思想的内容，该经一方面宣传小乘佛教的无我、无常和四谛、八正道，但同时也杂有“行道守真”之类的道家思想，以及“以礼从人”等等的儒家道德行为规范。由于“三教一致”、“儒释一家”的渲染，在社会风气上也蒙受影响，相传南北朝的傅翁头戴“儒冠”，身穿“僧衣”，脚着“道履”，集儒、释、道于一身，表示“三教一家”。另外，传说中的“虎溪三笑”（名士陶渊明、僧人释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的会见）也成为后人的美谈。
　　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情况；但这种“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排斥和斗争。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震动朝野，甚至发生流血的事件。其荦荦大者有：在南朝宋文帝时的儒家与佛教之争；齐梁之间的神灭、神不灭之争；宋末齐初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灭道的举措和元朝时对道教的毁经灭藏。
　　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武宗时的灭佛；韩愈等儒者的反佛、道思想等等。
　　在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涌现大量本土宗门，不少僧人常常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为此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在僧侣队伍中还出现了很多“孝僧”、“儒僧”等等。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甚至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内丹”的方法也引进了佛教。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他写道：“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三教皆可遵行”（《华严原人论》）。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都融入自己的禅学中去。从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哲学思想。[7]
　　在佛教理论方面，汉传佛教融汇了中国儒道文化的要素，成功实现了佛教的本土化。东汉时期佛教初传，为了让中国人能看懂佛典、理解其中义理，当时的译经者采取道家、儒家和阴阳家等学说的词汇与概念，来解释印度佛教经典中的名词及思想，此谓格义佛教。格义佛教虽然会造成对佛教教义的曲解，却是文化传播的必由之路，对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具有重大意义。两晋时期，一些僧人受玄学学派启发，力求融会贯通佛学义理，他们只求意达而不拘泥于文字，于是佛教般若学依附玄学而得以兴盛。他们既是中国汉传佛教独立理解佛法、建构本土佛学体系的初步尝试，也是汉传佛教融合儒释道智慧的深入发展。此后汉传佛教的各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一直将中国儒家道家的心性论、伦理观等融摄到佛法中，有力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华严宗宗密进而致力于“五戒”与“五常”的融合、佛道和孝道的融合等，将汉传佛教融合儒释道的智慧推到一个高峰。明朝末年，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四大高僧”继续力倡三教融合。充分中国化的汉传佛教融合了儒道思想后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8]
　　胡适认为中国某些时期是“佛教的时代”（the Buddhist Age）或者说是“中国思想和信仰印度化”的时代（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ese Thought and Belief）；信仰印度化是中国之大不幸；“印度不费一兵一卒就在文化上轻易征服并统治了中国2000年。”（Hu shih, former Ambassador of China to USA, “India conquered and dominated China culturally for 20 centuries without ever having to send a single solider across her border.”）胡适在一篇题为《印度吾师》的文章中就这样说：“中国花了一千年才逐渐走出印度对中国的文化征服，并取得某些程度的文化独立和思想上的文艺复兴。”所然有些夸大，但也可以从则面看出某些时期佛教的影响力。
　　《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道家道教影响下的佛教经籍》，中通过对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三教融合，这已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关于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外学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在《明代思想研究》、《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二书中，专以管志道、林兆恩、屠隆三人为个案，考察明末儒、佛、道三教的调和思想。而岛田虔次更是通过对晚明士大夫生活与意识的勾勒，以说明三教合一思想对士人生活的部分渗透。柳存仁着有《明儒与道教》、《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等文，比较系统地厘清了明儒与佛、道二教之关系。而李焯然对明代着名学者焦的三教观所作的个案分析，无疑更有助于理解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