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才干，让90万人口的蜀汉，竟能养兵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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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治蜀治绩，几乎代表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数千年历史，治国施政的最高水准，在后世一千八百多年里，被无数名士贤臣推崇，并随着时间推移，历史地位更隆高得无以复加。

诸葛亮治国的方略，便是“明法”和“正身”，他制定蜀科，严格法度，赏罚必信，开诚布公，虚心纳谏，奖励直言"如董和曾因某事连续和他争论十次，诸葛亮不以为忤，反而公开嘉奖，大加鼓励。

蜀军第一次北伐，因马谡自作聪明，违背诸葛亮的命令，导致街亭之战失利。诸葛亮战后自贬三级为右将军，更向全天下通告自己用人不当的错失，（【布所失于天下】）更要求同僚们尽可能批评自己的过失【（勤攻吾之缺）】，经过数年整训，终于练出一只令魏军只敢坚壁固守，不敢与之野战的强兵，克复武都、阴平两郡，名正言顺复职。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作为一个封建政权的执政者，诸葛亮真正身体力行做到了廉洁自守，不蓄私产，大公无私，以国为家。

刘备夺取益州时，曾赏赐诸葛亮、关羽、张飞每人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诸葛亮却将这些丰厚赏赐尽数充公府库，他从出草庐起，出仕二十余年，执政十余载，一生宦囊所积，只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勉强供一家温饱。

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这一生以身作则，鞠躬尽瘁、为国为民，不图私我，他的施政自然为世人人信服，哪怕施以严刑峻法，也让举国百万官民乐于接受。大小官吏同样不敢轻越雷池，起贪墨之心，极大提高了政权的组织和行政效率。

对比后世许多权臣，虽然也见识高远，试图革除制度弊病，但因为自身难以克制私欲，立身不正，生活奢靡，因此他们的变革措施便被同僚和世人认为是假公济私，打击异己，难以达到良好初衷，甚至适得其反，不免人亡政息如张居正，误国害民如贾似道。

诸葛亮又安抚百姓、鼓励生产，兴修水利，劝农课桑，在他的执政期，蜀地织锦远销中原和外域，给蜀汉国家带来大量收入。他主持修建的山河堰堤历时一千八百余年，迄今完好，仍在造福当地百姓。

诸葛亮又亲率大军，深入险峻丛林，克服烟瘴侵袭，“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令南中百姓从此真正接受蜀汉统治，当地的人员兵力、耕牛战马、金银矿产、犀角皮革，都源源不断地充作蜀军军资，使蜀国获得了一个稳定而资源丰富的大后方。（【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

因此，蜀汉虽然连年北伐，屡屡用兵，律法森严，然而生产力水平却极大提高，百万百姓养兵十万而毫无怨言。朝堂上下共同为了“兴复中原，还于旧都”的理想而齐心协力。

凭借卓越当世的个人能力、鞠躬尽瘁的工作热情、事无巨细的工作态度，诸葛亮燃尽生命中所有能量，不止是为蜀汉江山续命整整四十年，他的许多举措遗泽后世千百年。

史书《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蜀汉官员，他的父亲曾是马谡的参军，因街亭兵败被诸葛亮判削发之刑，然而陈寿笔下的诸葛亮治蜀，却是：

星落五丈原噩耗传出，刘禅以天子之尊，换上白色丧服，无数百姓痛哭流涕，自发在街郊巷尾祭祀。

那些被诸葛亮收服的蛮夷部众，同样在野林荒郊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纪念这位中原汉人的圣贤。

哪怕是与诸葛亮为政敌的的李严、对诸葛亮有非议的廖立，他们在自己流放之地，一听说诸葛亮的死讯，便痛哭流涕，彻底绝望而死。因为他们皆知道，唯有诸葛亮才有足够的心胸和气魄来赦免他们。诸葛亮一死，便彻底断绝了他们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希望。

在蜀汉政权的四十年历史中，“丞相”便是诸葛亮的专属称呼，后主刘禅以下，从蒋琬、费祎、董允、姜维等诸重臣，一直到基层小吏，但凡议论政事时，无不引述诸葛亮之法为关键依据。

诸葛亮连年用兵，严刑峻法，而百姓不以为苦，完全是凭他的超人意志和卓越才华，同时加上事无巨细的工作态度，燃尽生命中所有能量，才得以让蜀汉政权的组织效率和生产力水平极限提高。

然而，封建帝制国家，是极难有现代国家一样的严明法治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人治。等诸葛亮去世后，作为继任蜀汉执政者的蒋琬和费祎，虽然也是诸葛亮生前就重用的贤才，但他们面对蜀国地域狭窄、国力贫弱的的现实，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也不得不做各种妥协，难以将诸葛亮生前的一切施政方略都继续下去。

就以“大赦令”为例。三国鼎立局面下，人力资源对各国都极其宝贵，因此各国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频繁下达大赦令，解放那些囚犯罪人，让他们尽快投入生产、充当兵源。

依据《三国志》各位君主的本纪列传统计：

曹丕在位6年，1次大赦；曹睿在位13年，5次大赦；曹芳在位15年，9次大赦；曹髦在位6年，3次大赦；曹奂在位5年，4次大赦；

孙权在位33年，8次大赦；孙亮在位6年，6次大赦；孙休在位6年，4次大赦；孙皓在位16年，14次大赦。

即使是东吴孙权也好，司马氏三父子也罢，这些政治才能公认出色的统治者，一样在依靠频繁的大赦令来赦免罪犯、缓和矛盾，粉饰太平，同时顺带给自己涂抹上一层“仁君”面孔。

然而，这种对罪犯的频繁赦免，肯定直接损害了受害者亲属、间接损害那些守法百姓的权益，也是对国家律法威信的严重打击。因此，刘备生前和诸葛亮论政，都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治乱之道，曾不语赦”“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诸葛亮执政十年，仅仅在刘禅继位之初大赦过一次，并公开自己“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施政理想。《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此评价甚高，认为“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然而，诸葛亮去世后的30年间，执政的蒋琬费祎等人却改弦更张，以改元、立皇后、立太子、军队胜利、敌国内乱、敌国重臣来投等理由，先后发布了十一次大赦令。大司农孟光对此公开抨击，认为是"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费祎竟不能应答"无言以对。

蜀汉作为一个人力物力资源贫乏的小国，却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作为立国之根基，因此不停以攻为守，对占据中原九州的北方大国曹魏频繁发动攻势，蒋琬、费祎们的才干远不能与诸葛亮相比，当然维持不了诸葛亮的理想主义施政，明知频繁大赦是饮鸩止渴，却也是“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因此，蜀汉政权的施政效率，蜀汉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诸葛亮去世后，确实是远不如当年了，（【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两相对比，也足以证明诸葛亮的过人政治才能，确实是千年一人！

百年之后，东晋大司马桓温挥军西征，入据蜀中后，特意寻访到曾见过诸葛亮的小吏，时年已百余岁。桓温问「诸葛丞相可与当今何人相比？」小吏云：「诸葛丞相在时，尚且感受不到他的伟大，自诸葛公逝后，一百年来，世人无人能比」一生倨傲自得的桓温，为之叹服。

辅佐唐宪宗削平不服藩镇，实现“元和中兴”的唐朝名相裴度，在成都武侯祠外，亲笔撰写《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认为史上诸多贤臣良相，能兼具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者，唯诸葛亮也。并赞颂诸葛亮施政「法加于人也，虽死徙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奕叶而见思」，可与伊尹、周公、管仲、萧何、张良等历代先贤齐名并肩，流芳青史。

篇末更以「蜀国之风，蜀人之心，锦江清波，玉垒峻岑，入海际天，知公德音」，寄遥思于千古，写尽了诸葛亮治蜀之功，是如何声越千年，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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