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董秀玉讲出版的故事：我的5堂出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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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的董秀玉是中国当代最受尊重的出版人之一。她曾经担任三联书店的总编辑和总经理，参与创办过包括《读书》和《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影响力巨大的杂志。当年也是她力主三联书店出版了金庸全集。2002年退休之后，董秀玉还编辑过一本著名的书，杨绛的《我们仨》。从1956年进入出版社开始做校对和编辑算起，董秀玉已经做了62年的编辑。

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把2019年度致敬人物大奖颁给了董秀玉。在颁奖典礼上，董秀玉分享了自己作为编辑，一路走来的5堂出版课。

董秀玉的出版第一课是：服务。三联书店的店训，是知名记者和出版家邹韬奋提出的，叫“竭诚为读者服务”。三联书店首任社长王子野给新人的第一次演讲，主题是，“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两句话，一句话面向读者，一句话面向作者。

董秀玉说，做了出版几十年，这两句话让她越来越明白，“出版业本质上是服务业”。一方面服务作者，从作者那里精选出最有思想文化营养的精神食粮，传递给读者；另一方面服务读者，把读者的需求反馈给作者。而出版者，是每一本书的第一读者。“年年月月读着不同的新书，接收着各种新知识新思想”。

第二课是激情和理想。这一课是在《读书》杂志时期，由老一辈的出版家陈翰伯、陈原、范用、史枚等所传授的。

1978年下半年，这些出版家刚刚从干校返回工作，就开始筹备《读书》杂志的创刊。董秀玉曾经回忆，当时陈翰伯写《告读者》，明确表明《读书》的性格，包括始终平等待人，不刊登打棍子的文章，提供古今中外知识，不刊登废话、空话和帮腔文章。

编辑部更是明确规定，不刊登应景文章，不要领导人签字题词，不用伟大领袖、敬爱的、英明的等词语。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文章不拘一格，但“要有材料，有观点，能够启发思想”。《读书》杂志创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打破禁忌的《读书无禁区》。

陈翰伯先生在两周年告读者的文章里，重申“读书无禁区”，并且宣示：“而今思想活跃，要回答的问题很多，一时回答不上来，就引导人们去探索。这种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写这篇文章时，陈先生已经第二次中风。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两年之后，杂志副主编史枚在看稿时中风去世。

董秀玉说，正是在这些老出版人身上，她感受到了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感。出版人是“保卫文明的真正的文化战士”。

第三课是市场。1987年，董秀玉到香港，担任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和总经理。她开始直接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和陌生的市场环境”。开始考虑团队和组织架构，考虑出版选题的优化，考虑发行方式、进货制度、门市服务的革新完善。当年，香港三联就实现了盈利。董秀玉曾说过，在香港三联的几年，“是人生的一大拐点”。

第四课是转型。1993年董秀玉回到北京，担任三联书店的总编辑和总经理。这时她面对的考验，是出版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向市场经济转型，出版界就会面对“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两种功能的拉锯。董秀玉当时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启发知性的出版物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业利益亦是企业发展必备的动力。”

她把三联的发展战略确定为“一主两翼”。图书出版为主，构建了原创和经典翻译的出版方针；两翼，一侧是《三联生活周刊》和《读书》杂志在内的期刊，一侧是韬奋图书中心书店。

第五课是新媒体。董秀玉认为，这是她向年轻人学习的一课，“我很想看看新媒体时代，我们这样的传统行业会怎么走过去，怎么发展。”借助新媒体形态做内容，“一个内容多个出口，传播直接，受众广泛，而又能直接沟通和互动。无退货，不欠款，没库存，解决了传统出版人最大的痛苦。同时也体会，多媒体也必须有好内容做基础，生产什么样的精神粮食也同样是新媒体出版的核心问题。”

董秀玉谦逊地说，科技发展越来越快，“我现在已经快跑不动了”。但是，她会向年轻的出版人和新媒体人学习，“你们可以帮我，你们可以教我，我会继续尽全力跟着跑，如果跟不上了，我也会高兴地看着你们向前飞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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