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忒巧了，也就不好了

2019-01-20
小编: 阿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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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八句诗中，数目字占了七个：“一”“两”“二”“五”“百”“千”“万”，大小相形，而错落有致。可是，批评家虽称赞奥登的诗“智巧而风趣”（witty and funny），却也惋惜它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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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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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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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诗人

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嘉祐进士。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出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坟在河南郏县。苏轼的诗、词、文、书、画、文论均有极大成就。

苏轼（六）：忒巧了，也就不好了

江弱水

苏轼《次韵刘景文登介亭》有云：“千言一挥手，五车不再读。”说的是别人，其实用在自己身上更确切。他大概二十岁以前把书都读完了，记牢了，从此以后，随便用就得了。读东坡诗，其积学真令人叹服，而其急智更让人倾倒。比如下面这首《赠王子直秀才》，绍圣二年（1095）写于惠州：

“

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

五车书已留儿读，二顷田应为鹤谋。

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

幅巾我欲相随去，海上何人识故侯。

王原，字子直，江西赣州鹤田山的处士。苏轼贬在惠州，他特从远道来访，留七十日。全诗是对王氏的赞誉，充分肯定并认同其自足的生活状态与自适的精神境界。“幅巾”是士子头戴的帛巾，与官员的“冠冕”异趣。东坡说，在这荒海绝壤，无人认得我这个从前的官了（“故侯”），何不相随秀才而去，作闲云野鹤，或梅妻鹤子，归隐山水间呢？

清何绍基书《东坡志林·别王子直》

这首诗最显眼的，是数字游戏。八句诗中，数目字占了七个：“一”“两”“二”“五”“百”“千”“万”，大小相形，而错落有致。每一个数字，除了开头的“万”“一”，又都包含一个典故，它们分别是：

百钱游。《晋书·阮修传》：“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

五车书。《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二顷田。《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喟然叹曰：‘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蛙两部。《南齐书·孔稚圭传》：“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圭笑答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期效仲举？’”

橘千头。《三国志·吴书》裴松之注引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吴丹阳太守李衡悄悄着人种下千树柑橘，“临死，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

这些典故，都恰好跟数字有关。想见苏东坡作诗时，那种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情貌。这就是创造的快感。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这些典故所出的那些人物，往往是智慧与情操出众的高人，所以，典故的取资不仅仅是字面，原典那些未曾移用的文字也被拖了进来，辅助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比如，以“杖头百钱”的故事来讲王子直，也就连带着称赞他跟阮修一样，“性简任，不修人事。绝不喜见俗人，家无儋石之储而宴如也，常自得于林阜之间”。

又如，用“两部鼓吹”的故事来讲王子直，原典的孔稚圭“风韵清疏，好文咏，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的潇洒，也都投射到了这位秀才的身上。

再如，拿“千头木奴”的故事来讲王子直，也就从侧面夸奖他跟李衡一样，虽不汲汲于治家营生，倒也有远见，能谋划，使后代足用而免于饥馁。

这就是典故的妙用，实用一点，虚借其余，形成不在场的在场。用赵翼《瓯北诗话》论东坡诗的说法就是：

“

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

《瓯北诗话校注》

作者: （清）赵翼

译者: 江守义 / 李成玉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但袁枚说，“东坡诗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却十分到位，因为东坡正属于《沧浪诗话》所批评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让我想起西方现代诗人奥登（W. H. Auden，1907-1973），同样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写诗都喜欢逞才炫技，把各种各样的诗体写了个遍，又酷爱用典和押韵的表演，用又偏又准的典，押又险又稳的韵。可是，批评家虽称赞奥登的诗“智巧而风趣”（witty and funny），却也惋惜它们往往过了头：“奥登永远是一位了不起的巧智的诗人，可有时候他的巧智会变成最机巧的耍宝（clowning）。”David Daiches的评语也可移评苏东坡，他不也是经常拿朋辈之间的俳谐调侃入诗么——

“

已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饮之，云：“莫作醋错著水来否？”后数日，余携家饮郊外，因作小诗戏刘公求之》）

岂意青州六从事，化着乌有一先生。（《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

诗题之长，形同注释，因为不说明来处，读者肯定会莫名其妙。

苏东坡显然是一个智力过剩的人。朱熹不满东坡文字“忒巧了”，这也是后人的同感。多少人想不通，东坡写诗那么喜欢步他人韵，和他人诗，放着坦荡的大路不走，偏要把自己逼进羊肠小道上翻筋斗。他一生两千七百首诗，次韵之作竟达三分之一。像这首《赠王子直秀才》，六年后被他自己“戏用旧韵”又做了一首七律给王子直，诗却不怎么样。

问题是，诗人是否需要绝顶的聪明？诗是否需要特别的巧？还真的不需要。可能这就叫“聪明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