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忒巧了,也就不好了

导读: 八句诗中,数目字占了七个:“一”“两”“二”“五”“百”“千”“万”,大小相形,而错落有致。可是,批评家虽称赞奥登的诗“智巧而风趣”(witty and funny),却也惋惜它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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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末 读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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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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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诗人

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嘉祐进士。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出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坟在河南郏县。苏轼的诗、词、文、书、画、文论均有极大成就。

苏轼(六):忒巧了,也就不好了

江弱水

苏轼《次韵刘景文登介亭》有云:“千言一挥手,五车不再读。”说的是别人,其实用在自己身上更确切。他大概二十岁以前把书都读完了,记牢了,从此以后,随便用就得了。读东坡诗,其积学真令人叹服,而其急智更让人倾倒。比如下面这首《赠王子直秀才》,绍圣二年(1095)写于惠州:

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

五车书已留儿读,二顷田应为鹤谋。

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

幅巾我欲相随去,海上何人识故侯。

王原,字子直,江西赣州鹤田山的处士。苏轼贬在惠州,他特从远道来访,留七十日。全诗是对王氏的赞誉,充分肯定并认同其自足的生活状态与自适的精神境界。“幅巾”是士子头戴的帛巾,与官员的“冠冕”异趣。东坡说,在这荒海绝壤,无人认得我这个从前的官了(“故侯”),何不相随秀才而去,作闲云野鹤,或梅妻鹤子,归隐山水间呢?

清何绍基书《东坡志林·别王子直》

这首诗最显眼的,是数字游戏。八句诗中,数目字占了七个:“一”“两”“二”“五”“百”“千”“万”,大小相形,而错落有致。每一个数字,除了开头的“万”“一”,又都包含一个典故,它们分别是:

百钱游。《晋书·阮修传》:“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

五车书。《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二顷田。《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喟然叹曰:‘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蛙两部。《南齐书·孔稚圭传》:“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圭笑答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期效仲举?’”

橘千头。《三国志·吴书》裴松之注引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吴丹阳太守李衡悄悄着人种下千树柑橘,“临死,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

这些典故,都恰好跟数字有关。想见苏东坡作诗时,那种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情貌。这就是创造的快感。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这些典故所出的那些人物,往往是智慧与情操出众的高人,所以,典故的取资不仅仅是字面,原典那些未曾移用的文字也被拖了进来,辅助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比如,以“杖头百钱”的故事来讲王子直,也就连带着称赞他跟阮修一样,“性简任,不修人事。绝不喜见俗人,家无儋石之储而宴如也,常自得于林阜之间”。

又如,用“两部鼓吹”的故事来讲王子直,原典的孔稚圭“风韵清疏,好文咏,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的潇洒,也都投射到了这位秀才的身上。

再如,拿“千头木奴”的故事来讲王子直,也就从侧面夸奖他跟李衡一样,虽不汲汲于治家营生,倒也有远见,能谋划,使后代足用而免于饥馁。

这就是典故的妙用,实用一点,虚借其余,形成不在场的在场。用赵翼《瓯北诗话》论东坡诗的说法就是:

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

《瓯北诗话校注》

作者: (清) 赵翼

译者: 江守义 / 李成玉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但袁枚说,“东坡诗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却十分到位,因为东坡正属于《沧浪诗话》所批评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让我想起西方现代诗人奥登(W. H. Auden,1907-1973),同样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写诗都喜欢逞才炫技,把各种各样的诗体写了个遍,又酷爱用典和押韵的表演,用又偏又准的典,押又险又稳的韵。可是,批评家虽称赞奥登的诗“智巧而风趣”(witty and funny),却也惋惜它们往往过了头:“奥登永远是一位了不起的巧智的诗人,可有时候他的巧智会变成最机巧的耍宝(clowning)。”David Daiches的评语也可移评苏东坡,他不也是经常拿朋辈之间的俳谐调侃入诗么——

已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饮之,云:“莫作醋错著水来否?”后数日,余携家饮郊外,因作小诗戏刘公求之》)

岂意青州六从事,化着乌有一先生。(《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

诗题之长,形同注释,因为不说明来处,读者肯定会莫名其妙。

苏东坡显然是一个智力过剩的人。朱熹不满东坡文字“忒巧了”,这也是后人的同感。多少人想不通,东坡写诗那么喜欢步他人韵,和他人诗,放着坦荡的大路不走,偏要把自己逼进羊肠小道上翻筋斗。他一生两千七百首诗,次韵之作竟达三分之一。像这首《赠王子直秀才》,六年后被他自己“戏用旧韵”又做了一首七律给王子直,诗却不怎么样。

问题是,诗人是否需要绝顶的聪明?诗是否需要特别的巧?还真的不需要。可能这就叫“聪明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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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选集》

苏轼

王水照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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