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该不该遵守作家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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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朔迷离：该不该遵守作家的遗愿

文 | Blake Morrison

插图：Anna Parini

哈珀·李并不希望她的《设立守望者》出版，西尔维娅·普拉思的日记被泰德·休斯烧掉——文学遗产总是引发争议

哈珀·李在去世的8天前签署了自己的遗嘱

摄影：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波兰诗人米洛什说，当一个家庭里诞生了一位作家，这个家庭就完蛋了。没错，但只有当这个作家死去，家人的麻烦才真的开始接踵而至。对遗嘱的执行者来说，亡人提出的要求总是自相矛盾、模棱两可。他们放在电脑和书桌抽屉里的作品是否打算出版？这是个不确知的问题。如果作家足够出名，传记作者也会来插一脚，但他们的话就值得相信吗？当作家在世时，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告别人世后，这项工作就交给了他人。

作品的保管者，无论这些人是作家的配偶、孩子、律师、代理、责编还是朋友，都昼警夕惕，像是守护铁笼的火龙。作家的后代对他们从不太友善，不管他们怎么做，都被认为做得很糟糕。如果他们不按遗愿来办，他们会被称作叛徒。就像福柯的代理人一样，他们出版了一本福柯生前没写完、也不打算出版的书。但如果他们服从作者的遗愿，把那些明明已经跟作者脱离了关系又值得被保留下来的作品真给毁掉，他们就会被认为是不懂艺术的蠢蛋一个。无论怎样都得完成自己的职责，他们还有汗牛充栋的作品要去处理。

因为哈珀·李的遗愿已经成了公开性的，文学经营重回新闻视野。在2019年她逝世的前8天，这份文件签订下来，李的侄女和3个侄子委任律师托尼娅·卡特作为她在文学上的执行官。以前这件事是由姐姐艾丽丝来做的，2019年她先一步离开人世，享年103岁。正是托尼娅发现了《设立守望者》遗失的手稿，艾丽丝去世两个月后，这份手稿在一个保险柜里被找到。她对手稿进行整理并将之付梓出版，尽管55年来哈珀·李坚持《杀死一只知更鸟》才是她唯一愿意出版的小说。传说可能还存在着第三部作品，但托尼娅（她反对公开遗嘱）并没有对其付与关注。在阿拉巴马州的门罗维尔市，哈珀·李的家乡，甚至有些人怀疑她在临终前是否有能力在理智中签下遗嘱。艾丽丝曾经说过：“可怜的奈丽（哈珀·李的昵称），她看不见也听不着，无论是哪个她信赖的人把一份文件放到她面前，她都一定会签字。”一份阿拉巴马州调查声明，哈珀·李并不是欺负老年人现象的受害者。即便如此，外界还是有大量关于遗嘱是否被负责任地执行的质疑。

如果说焚书是出于愤怒的话，那么无论是因为被误导还是有蓄谋已久，焚烧手稿都一定是出于恐惧

文学史上最糟糕的经营事件之一是拜伦未发表的回忆录，他在米舒伦其（希腊城市）去世的消息刚传到伦敦就成了一件闹心事。三个关键人物——也可能是始作俑者——是他的朋友约翰·霍布豪斯（政治家、檄文作家），他的出版商约翰·默里（他在雅宝路的房子是他们的据点）和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拜伦几年前把自己的回忆录交给了他）。霍布豪斯立即摧毁了回忆录，他非常憎恨拜伦把文献委托给摩尔而不是他自己，他听说这些材料里有些不正当的内容：为了拜伦的名声，也为了照顾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奥古斯塔和已分居妻子安娜贝拉的感情，这些文件将永不会出现在阳光下。摩尔不同意，他不仅读了，而且还拷贝了副本，初始版几经转手已经卷了边。他表示，这些内容远没有谣言里所说的那么令人反感。默里则站在霍布豪斯这一边，他通过出版拜伦的诗歌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但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诸如威胁、诽谤、诉讼和愤怒的投诉，并担心回忆录会带来更多。他们讨论了一种折衷方案：手稿可以保留，但要先锁几年。当这项方案也被排除在外时，摩尔十分泄气。默里的儿子由事先安排来帮助烧毁手稿，摩尔表示抗议，但他被忽视了。没过多久，原件和副本就成为了一堆灰烬。

如果说焚书是出于愤怒的话，那么无论是因为被误导还是有蓄谋已久，焚烧手稿都一定是出于恐惧。销毁证据总比流落他人之手强。即使是现在，在一个所谓的忏悔时代，能够代替愤怒的可能性也有很多;它只是已经改变的犯罪清单。未婚先孕、酗酒、出身低贱或有精神病史可能曾一度令人感到羞耻，如今令人蒙羞的则换成了种族主义、厌女症、政治极端主义和性虐待。年届80岁的君特·格拉斯就曾经因为替党卫军效力而受到攻击，这是他几十年来一直隐藏的事实。值得钦佩的是，他坦白了。如果一名记者或传记作者曝光此事，那么定会让人们争论个不休，而且无疑会剥夺颁给他的诺贝尔奖。1月份，法国小说家路易-斐迪南·塞利纳的政治丑闻就遭到了类似的审查，直到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经过塞利纳遗孀的律师批准，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臭名昭著的反犹小册子才被允许由伽立玛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但伽立玛出版社后来不得不打退堂鼓，因为来自犹太团体和历史学家们的抗议声层出不穷，他们指责这次再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煽动谋杀犯罪”。

文本具有引起伤痛的巨大力量。诚如斯蒂芬·弗莱所说：“棍棒和石子顶多伤及皮毛，只有言语会使我痛苦不已。”近年来，许多受害者抱怨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受到了来自小说或回忆录的伤害。挪威作家克诺斯佳德的叔叔，法国作家维勒贝克的母亲，美国钢琴家詹姆斯·罗德斯的前妻，英国作家克雷西的妹妹，挪威记者塞厄斯塔写在《喀布尔书商》中的一家——所有人都为同一件事而抱怨甚至寻求法律补救。人们为了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的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有时连整个社区的居民都声明自己被那些文学作品给坑了。住在法国海伦庭小区的居民对爱德华·路易小说《底部螺旋》中对自己被刻画成的形象感到不满，路易的母亲首当其冲，“错了，错了，他这都干了些什么呀！”她告诉一位记者：“感觉像是挨了一记闷棍。”

即使是在捍卫言论自由方面坚定不移的作家，如果他们不幸中箭，也可能会改变阵营。 “不要给我写传记。”作家有时会这么告诉他们的遗嘱执行人。 乔治·奥威尔和W.H.奥登是众多提出这一要求又没被执行的人之一。人越老，整理自己生平材料的愿望就越迫切，一边通过制造遗嘱来处理商业问题，一边还要消除失检证据，掩盖风流韵事。为了将来有一部不掺水的传记，托马斯·哈代的解决方案是在去世前自己写了个“以正视听”版，署名权归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洛伦丝所有。他在私人备忘录中为她列出各项撰写条例，规定任何“轻率、贬低、单调、琐碎、挑衅或其他不可取”的事实都应予以省略。这件事连她的亲密好友都被蒙在鼓里。只有一次，弗洛伦丝因为担心自己没法完成任务，向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展示了所写内容，以期得到他的帮助。但真相浮出水面已经是她的两卷本《人生》问世十年后的事了。与此同时，哈代死后，弗洛伦丝烧毁了他自己没有烧过的所有信件和笔记。当他们的园丁伯蒂·斯蒂芬斯提出可以施以援手时，“她坚持要自己做，并且在所有文件被摧毁之后，她倒掉了灰渣，以确保没有留下任何残留的文字”。鉴于原始资料已经摧毁殆尽，哈代这部半虚构的自传体传记就成了盖棺定论。菲利普·拉金写道：“他希望被牢记的东西终将被牢记，他希望被遗忘的东西终将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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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丛子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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