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近乎完美,唯一不足是大肆利用迷信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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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对此很苦恼，害怕这些谶语 “感动众心”。 为了取得主动，他对谶语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致书公孙述说：“图谶言‘公孙’， 即（汉）宣帝也。” 这样转手之间， 原来预言公孙氏立为帝的谶语，又被刘秀抢过来变成为他自己服务的法宝，所以他在信末落款自称“公孙皇帝”， 演出一场以图谶对图谶之战。

太子刘庄劝谏光武帝

《后汉书·光武帝纪》：帝每旦视朝，日仄乃罢。 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闲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原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谶[chèn]又称图谶、谶记，是一种神秘性预言，起源甚早。秦始皇时期“亡秦者胡” 的说法就是较早的一种谶言。秦始皇放眼天下，认为能对自己的江山社稷造成威胁的也只有北方的胡人——匈奴，于是派遣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并修筑万里长城以御匈奴。但是秦始皇怎么也没想到，此“胡”非彼“胡”，真正亡秦的是自己的儿子胡亥。

在西汉前、中期，一般政治人物和学者都不大引用谶言。至西汉末年，图谶之说大盛，这是当时社会危机增长、局面动荡的一种反映。此时的谶又大多与纬相杂。

纬是对经书的解释，并把这种解释托于孔子，其中虽也包含有某些有关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其主要内容都属神学迷信。与谶合而为一，故称为谶纬。

汉成帝死之前，在当时流行一首童谣：“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

西汉成帝时，社会险象丛生，再度出现了像秦始皇末年那种人心动摇的局面，于是政治性的谶言应运而生。齐人甘忠可造了一部《包元太平经》，神秘性地预言： “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赤精子指汉高祖，因汉代传说刘邦感赤龙而生，甘忠可即据此造谶言。意即赤精子下凡传达天意，汉家要再受命，要有新人当皇帝。当时因刘向以宗室和大儒身份反对这种说法，甘忠可以妖言惑众被治罪，病死于狱中。

哀帝时，王莽势力已成，夺取西汉政权野心毕露，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看准了这一点，进行投机，他继续鼓吹其师“赤精子下凡，汉家要再受命” 的谶语，王莽立即加以利用，胁迫汉哀帝宣布“再受命”，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这个很怪的称号正隐含天下要归王莽的意思，因为王莽自称虞舜之后，而舜是陈姓。从此，谶言便和王莽实现其政治野心的企图同步升级。

刘歆（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刘向之子，西汉末经学家、目录学家。公元前6年改名刘秀。他先被王莽封为新朝“国师公”，后因谋诛王莽事败自杀。

王莽做了“安汉公” 还不满足， 就有朝臣奏武功长孟通开井， 掘出一块白石，上圆下方， 石上写有八个红字： “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于是王莽做了假皇帝，群臣称为 “摄皇帝”。

有个无赖哀章揣透王莽这种心思，便造谶言施行更大的骗术。他预先造两个铜匮，一个上写 “天帝行玺金匮图”， 一个上写“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表示上帝发布命令，赤帝刘邦应该传玺于黄帝。还有天书， 说王莽应该做真天子。 还有八个大臣的姓名，哀章本人是其中之一。于是王莽应谶言登上天子位，定国号 “新”。 哀章任国将， 封 “美新公”， 与封为国师、嘉新公的刘歆，同列上公。

图谶在王莽废汉自立过程中发挥的奇迹般的作用，遂造成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谁符合了图谶， 谁才是符合天命的 “真命天子”，才无可争辩地得到拥护。在西汉末群雄并起的局面中，刘秀及其周围人物也学到了王莽的这一套，利用制造谶言， 把刘秀神化。

真假刘秀一时难辨。光武帝还是一个平头百姓时，与姐夫邓晨观看谶纬，谶纬里面说“刘秀当为天子”。旁边有人说“谶纬肯定说的是国师公刘秀”。光武帝说：“怎么就知道这不是我呢？”

刘秀起兵时， 南阳人李通便造出谶言： “刘氏复起， 李氏为辅。”经过三年征战， 刘秀已经成为中原地区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势力，然而， 他还必须求助于图谶， 才能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当手下将领劝他做皇帝，他本人还在迟疑之时，先前在长安的同学强华从关中带来《赤伏符》， 上写： “刘秀发兵捕不道， 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用三句谶文宣布刘秀称帝是天命所归，于是刘秀正式登上帝位，在祭群神的祝文上，堂而皇之写上精心修改过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 指 “劉” 字， 把刘氏称帝的预言说得更明显， 更利于鼓动人心。

刘秀：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当时刘秀与割据巴蜀的公孙述之间不只展开军事斗争，还有图谶之争。原因是公孙述也学得王莽、刘秀的法子， 他在蜀称帝时也征引谶语：

《录运法》上讲 “废昌帝， 立公孙”；

《括地象》上讲“帝轩辕受命， 公孙氏握”；

《援神契》上讲 “西太守， 乙卯金”（乙同 “轧”， 卯金指刘秀）。 他还一再向中原传寄书信宣扬这一套。

刘秀对此很苦恼，害怕这些谶语 “感动众心”。 为了取得主动，他对谶语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致书公孙述说：“图谶言‘公孙’， 即（汉）宣帝也。” 这样转手之间， 原来预言公孙氏立为帝的谶语，又被刘秀抢过来变成为他自己服务的法宝，所以他在信末落款自称“公孙皇帝”， 演出一场以图谶对图谶之战。

传说中的《赤伏符》

由于光武帝的提倡，东汉初几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要决定于图谶。

光武帝在谶文中读到一句“孙咸征狄”， 恰好手下有个孙咸，就命他为平狄将军，行大司马事。 他读到 《赤伏符》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当时野王令是王梁，战国末年卫即被迁于此，玄武是水神， 东汉司空是主管水土之官， 光武便任他为大司空。

尹敏受命负责校定谶纬书，他见到只要谶文上有名字，一夜之间便可授高官，于是也想侥幸得逞，在纬书缺文中加了一句：“君无口， 为汉辅。” 不料被光武认出是他的字体， 没有当成官，但也未予治罪。

东汉初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也不能冷落在图谶之中，所以到安帝时， 也下诏确认他们是 “谶记有征”， 用附会图谶的方法给他们以特殊的表彰。

云台二十八将图

图谶的地位达到了顶峰是在建武三十二年（５６年）。 此时光武帝年届六十二岁，正月斋戒时夜读 《河图会昌符》， 强烈地感受到谶纬对东汉朝廷具有性命攸关的作用。于是诏令虎贲中郎将梁松搜集谶纬中有关“九世封禅” 的话， “九世” 指从刘邦至刘秀共九代，他要在晚年大大加以显扬。

原来他因主张节俭不行封禅，这时他决定要学汉武帝，上泰山祭祀天地。遂在泰山顶上刻石勒铭，向全国宣布由他钦定的八十一篇谶纬，赋予它们以权威的地位。这篇铭文还以近一半的文字，详细地引载谶纬书上有关“九世受命”的神秘性语言， 其中有：

《河图赤伏符》 云，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河图会昌符》云， “赤帝九世， 巡省得中， 治平则封， ……帝刘之九， 会命岱宗，诚善用之， 奸伪不萌”。

还有 《河图合古篇》 曰 “帝刘之秀，九名之世， 帝行德， 封刻政” 。

铭文中还用 “ 《河》《洛》命后， 经谶所传”“受命中兴”“以承灵瑞” 一类话， 为东汉朝廷加上层层神秘光圈。

这就是有名的光武帝 “宣布图谶于天下”。尊称图谶为 “经谶”， 也说明这类妖妄言词， 已经取得和儒家“经典” 相同的地位。 当时有个薛汉即以谶纬为专业， 所教弟子达数百人。

历代皇帝封禅的只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寥寥数人

桓谭（约公元前23年一公元56年） 眼见光武帝宣布图谶为“国宪”，用谶言决定朝廷大事，便上书提出尖锐批评：

“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 矫称谶记， 以欺惑贪邪， 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 其事虽有时合， 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 发圣意， 屏群小之曲说， 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他用激切犀利的言辞强调：

一是图谶同以仁义为本的儒学格格不入；

二是宣扬图谶者使用的是欺骗手段，身为帝王却相信图谶妄言，全是受骗上当；

三是帝王应坚决摒弃谶纬邪说，斥逐制造妄言的小人，回到儒家经典的正路上来。

汉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

桓谭具有如此卓识的谏言，却引起光武帝的 “不悦”。随后，即在朝廷上爆发了一场君臣间的争论。当时议建造灵台，地址尚未选好，光武帝在满朝文武官员商议时，问桓谭说： “吾欲以谶决之，何如？”

桓谭沉默良久， 面对巨大压力， 仍不作违心之论，回答说： “臣不读谶。” 接着又当着大臣们的面， 批驳图谶的荒谬，不能置信。

光武帝于是大怒， 责骂桓谭 “非圣无法”，要将他处斩。桓谭只好叩头请罪，直至流血， 光武帝才平息了怒气，但却罢了这位七十多岁老人议郎给事中的官职，并将其撵出京城，流放外地， 做六安郡丞， 以示处罚。 桓谭在流放路上抑郁而死。

后来的王充（２７—９７年）和张衡（７８—１３９年）则从逻辑道理上驳斥图谶的荒谬。正是由于进步的学者和著作一再对迷信邪说进行抵制、批评， 谶纬的欺骗作用逐渐缩小。至隋炀帝时， 朝廷终于明令禁毁。

作者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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