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战后泾县移民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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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战后泾县移民概况

查从俭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340期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人与自然之争已至空前，著名学者汪士铎认为全国已是“人浮于地者数倍”，甚至到了“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的严重程度。因而他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尤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在泾县亦如此，各山区垒石造田，有些地方已至山顶。所造梯田奇观，至今遗迹尚存。而社会矛盾也已至爆发临界点，太平天国战争得到很多下层人士的响应，因而很快席卷江南，至今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还展陈着泾县人参加太平军时穿戴的衣帽。

一、太平天国战后泾县人口锐减主因

一是战争伤亡。从自发组织团练至潘锡恩奉旨组织团练，全县有文字可稽的团练有：震山乡团练、南乡团练、大成都团练、三隅团练，他们与太平军在泾或出邑交锋几十余次，多死于锋镝。

二是自然灾害带来的极度饥荒。咸丰六年（1856）泾县八十五天无雨造成严重旱灾，咸丰十一年饥荒斗米三千文，很多宗谱皆记载老幼绝粒而亡。

三是太平军后期报复性的滥杀。根据清光绪《安徽通志》记载有：咸丰九年十二月“袭大成都，焚掠殆遍。”咸丰十年七月“焚杀凤村，凡旬有二日。”咸丰十一年二月“焚杀（小岭）甚酷”，四月“屠南乡铜山”，七月丁溪（现作汀溪）“男妇死者二万余人。”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焚掠茂林”，同治二年七月（太平军在丁家渡、章家渡、茂林）“焚杀居民及绝粒殉难者无数。”

四是逃避战争的迁徙。太平军与清军团练在泾争夺十年，人民不能安宁，有不少流徙去苏、鲁、浙、赣、豫、鄂、冀等省，其中以赣、鄂两省为最多，许多繁衍成村。以震山查氏为例，江西乐平就有查氏两支成村，溧阳、溧水多处成查姓之村。

五是战争以后的瘟疫。光绪十九年（1893），全县瘟疫流行，以北乡农村为最，十有九人染病，死亡严重，甚至有不少绝户之家。

二、泾县移民基本情况

自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地区人烟稀少，曾国藩上折清政府“以两湖之民就食江南”。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拨银二万七千两，分给宣城、南陵、泾县、太平等九县，用以购买耕牛籽种，发给垦荒农民，分三年偿还。官府的力推引起了很大轰动，《英山县志》记载“同治六七年，民间讹言下江南种无主良田，住无主美屋，无一村一堡不轰动，凡佃户皆辞田而去，迁徙者不下万户”。这在皖南花鼓戏《唐老三下江南》中体现地淋漓尽致。泾县的移民运动从清同治三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

1、移民人数情况

据《皖政辑要》记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泾县土著为男性61318，女性为38733。寄籍（移民）男性为6334，女性为4043，恰好是土十倍于客。1953年，泾县人口21．3万，年平均增长率达13．5‰，远远超过了普遍的7‰的规律，说明光绪三十年泾县人口并未把全部移民统计在内。按7‰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回溯至光绪三十年，泾县应有人口约15．1万，比在册人口多4．1万，可见移民及其后裔尚有许多并未入籍。如按光绪三十年泾县移民及其后裔5．1万计，约占全县人口的34％。

2、移民地与安置地

太平天国后泾县移民的官方文字记载很少，只有1996年版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泾县志•人口》有“同治三年后，湘军组织湖北和本省怀宁等地农民迁本县垦殖定居，繁衍至今”；《泾县志•方言》有“安庆移民分布在县境西北部的孤峰、童疃和东部的爱民等乡镇；湖北移民分布在东部的汀溪等乡”；民国二十五年(1936)《中国经济志：安徽省泾县》“农民籍贯，多本地人，客籍以无为、合肥、巢县、芜湖、南陵、宣城、桐城等县为多，湖北黄梅人亦有之”。其它散见于各种文史资料，如泾县政协编撰的《泾县文史资料选辑》。湖北应山《张氏宗谱》记载其一支族人同治三年(1864)迁居泾县。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后的泾县移民主要来自湖北应山、黄梅，本省的安庆、无为、巢湖一带。湖北的移民主要聚居于汀溪、爱民等山区，本省的移民聚居于北乡孤峰、童疃等地区。当然其他乡村也有移民，如原包合乡除包氏外，其他姓氏并不强大，至清朝包氏也在衰落，相比周边查姓、翟姓、舒姓、王姓等村落移民就相对较多。以村为单位，包合、文村、高元、大和结集多，而苏岭、清溪属山区，耕地极少，几乎没有移民流入。原蔡村乡与爱民、汀溪相邻，其乡志记载：移民“以湖北、江西、江苏和本省安庆、桐城人占多数”。民国二十年（1931），合肥、巢县、舒城、无为等县在蔡村设立“金牛会馆”；民国二十五年，又有桐城、怀宁、潜山、宿松、望江、太湖、至德七个县在蔡村集镇设立“七邑会馆”。除了乡邦义气与方便接待来往同乡，更主要的是通过会馆形式把移民团结起来形成力量。

3、土客矛盾争斗

由于移民大多为佃户，泾县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社会也是各种矛盾纷争不断，土著与客民、客民与客民之间的冲突乃至械斗时有发生，影响了战后社会秩序的稳定。

移民初迁泾县时，因为贫困，受到土著居民的歧视，称其为“湖北佬”，“江北侉子”，不让住进大村，不与其通婚。根据《包合乡志》记载：“客籍人也相应流入，成为佃户，定居下来。这时住的草房或租居东家的房屋，甚至有住窝棚的。”雷震在其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篇》中叙述泾县茂林、查村等地，“均有千数百户，中无杂姓，他姓有迁入者，则受其欺侮排斥。”没有大姓巨族地区，特别是山区小村，有移民沦为游民到处敲诈勒索。如蔡村小康南坑至今墙上还嵌有泾县知县于光绪三年所立的禁示碑：“严禁恶丐游匪，三五成群，聚党强讨勒索，横遭忧苦。示后，如敢逞强，定惩不宽。”

随着移民的不断迁入，土客矛盾激化。光绪九年(1883)三月，泾县移民与土著居民因争垦荒田发生械斗，“土人愈来愈多，焚去客民房屋二百余椽，客民莫敌，遂逃至城中禀诉。邑令当即派兵弹压解散，然犹赳桓不服，拟将客民尽数驱逐。”光绪九年(1883)七月，泾县和宣城两县联合发布《晓谕土客示》，以期“土客相安，永泯诈虞”。原在榔桥、西阳的湖北人，早期与本籍人相处尚睦，后因人口繁衍、山林纠纷，土客矛盾愈大。光绪二十二年(1897)，记名道朱守谟（字子典）回乡，见形势恶化，发动东乡朱、胡、洪、郑等姓公众千余人，以刀矛土枪为武器，勒令驱逐湖北人退出落户地点，一路赶出“九里岭”，一路赶出“岩关”，这就是泾县盛传的“朱子典赶湖北佬”的一段史话。

随着移民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官府的努力，清末这种状况大为改观。如肖老三，原籍安庆人，光绪十二年（1887）携妻挈子来到蔡村坝定居。白天经营茶馆，晚上自研家传中医，治肿毒尤为拿手。有“扁鹊再世”“华佗又生”之誉，兼之为人谦和，很受地方人尊敬。孤峰盛产毛竹，江西人擅造竹纸，每年有许多江西人来此造纸，孤峰一度成为“三六表”生产基地。

三、移民对泾县所产生的影响

清末皖南移民是泾县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移民的迁入一方面促进了荒地的垦辟和经济的恢复，一方面也带来了异域文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在饮食、生产、方言和风俗等诸方面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融入，使泾县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1、对语言的影响。泾县以通行的吴语为主，是土著的宣州话。泾县的吴语基本上属铜泾小片，其中现在的桃花潭镇（旧称震山乡，含原来的水东、包合、厚岸、查济四乡）又属吴语石陵小片，封闭性很强。泾县北边的童疃、孤峰由于大量安庆怀宁等地移民迁入，成了江淮官话。东部汀溪、爱民等地受湖北等地方言影响，属西南官话，打破了方言的封闭。

2、对宗教的影响。天主教传入泾县受到很大阻力，被封建主义和宗派势力视为“异端”。围绕着土地所有权，土客之间，客客之间，存在着众多的矛盾，许多移民家庭为此受到排挤和迫害。当时，清政府腐败，教会凭籍不平等条约之保护，成了进教者之保护伞。湖北人既无宗派可依，又无官势可靠，加以湖北籍老教友之引导，因此，部分移民为了定居和发展，纷纷加入教会以取得庇护，为天主教在泾县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3、对文化的影响。泾县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凡事循规蹈矩。移民大都为劳动人民，他们带来清新的民歌，如耘田歌、小调、灯歌，让人耳目一新。黄梅戏首先在蔡村一带盛行起来，与移民也有很大关联。唱词通俗，语言直白，音调婉转，不用泾县方言。

4、对生产的影响。嘉庆年间安徽官府为防止泥土流失，对棚民加以编查驱逐，禁止山地种植玉米。因此，在太平天国战争前，玉米在泾县没有推广种植。清嘉庆《泾县志•物产》也没有玉米的记载。战后，土著农民近地利之先，水田多为其所占有。而移民很多不擅种植水田，加之耕种水田耗费较大，又须承粮，很多移民纷纷种植旱季作物，玉米的种植在泾县迅速普及。到民国二十二年，泾县种植玉米面积27000亩，产量达58970担。

5、对习俗的影响。泾县人饮食讲究精细，北方人比较粗放。受移民影响，泾县东北乡除夕夜后来盛行八宝菜，其做法是以金针菜（即黄花菜）、木耳、干子、千张、黄豆、红萝卜、白萝卜、肉丁等为主料，用盐、糖、茴香、姜、葱等为佐料，做成杂烩状，这是典型的外来菜。还有肉加冬笋、菠菜组成的湖北名菜东坡肉也被泾县吸纳改进，成为一道美食。泾县东北乡冬季盛行用浴锅洗澡，也是受移民风俗的影响而形成的。

（作者系泾县文旅委副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制作：童达清（ltsr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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