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手册】对乌托邦主义的再考察

2019-01-06
小编: 阿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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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因此，《乌托邦》并非一部具有理性目的的行动指导手册，其最大价值在于用一幅精美的社会图卷激发生活于晦暗现实中的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并对残酷的现实加以讽刺、批判。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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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从空想到现实

作为概念的“乌托邦”，是由英国都铎王朝前期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发明的。在1516年问世的《乌托邦》一书中，莫尔虚构了一个平等、幸福、完美的岛国，并将其命名为“Utopia”。这个拉丁词结合希腊语汇中的“ou（没有）”和“topos（地方）”，意指“不存在的地方”。传入中国时，严复在《天演论》中将其首译为“乌托邦”。然而与此同时，如果将“u”看成是由另一个希腊词“eu（好的）”转化而来的话，则这个概念又具有“美好之地”的意思。因此，“乌托邦”这个术语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面意义，完美的理想成分与不切实际、无法实现并存于一体。这反映了亨利八世时期对圈地运动与宗教改革均持反对态度的莫尔在思考或想象一个更好国家形态时个人愿望的纠结与矛盾。正如卡尔·考茨基所说：“这是一种幻想。但是莫尔的最大胜利却正由于这种幻想，由于存在这种幻想，他才破天荒第一次企图描绘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的一种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同时却保留了资本主义文明优越于先前发展阶段的那些成就，这种生产方式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却不是反动复古。”1因此，《乌托邦》并非一部具有理性目的的行动指导手册，其最大价值在于用一幅精美的社会图卷激发生活于晦暗现实中的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并对残酷的现实加以讽刺、批判。

虽然是莫尔发明了“乌托邦”，但对现实之外美好世界的想象却从很早起就萦绕于人类头脑之中。古希腊文明以及犹太教与基督教中的阿卡迪亚、亚特兰蒂斯、新耶路撒冷、黄金时代、千年王国等理念均为后来的乌托邦作家和思想家提供了根据和灵感。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对构建完美政治形态的讨论也深刻影响了莫尔及后来者的思考。中国东晋时代的陶潜也为我们留下了“桃花源”这一理想的社会图景。可以说，这种乌托邦想象内生于不同形态的社会政治进程之中，并呈现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之中。

乔·奥·赫茨勒认为：“乌托邦思想家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毫无例外表现为思想上富有独创性和建设性想象力的人。”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读者首先看到的只不过是些近似理想主义者或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究所作稀奇古怪的幻想罢了，但很快就会感到这些思想家内心深处的痛苦及蕴藏的强烈同情心。”2乌托邦幻想的产生本身就表明了人们对现实的某种不满。艰难痛苦的处境是催生这一思想的主要原因。不论在莫尔的著作中，还是在他之后的众多乌托邦作家那里，对世界可能性的构想与其所处社会的现状之间存在着高度对应性。在康帕内拉、培根以及贝拉米的文学著作中，他们所构想的完美社会形态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存在着不同，因而他们构想乌托邦之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但他们的乌托邦文本都是一种意欲对现实进行“矫正”的产物，只不过，这种“矫正”还处于希望的最初阶段。因此，尽管文学乌托邦拥有极其完美、精细的构想，但它们距离现实太过遥远。在实践层面，它们也是抽象的，不要求政治上的行动，也没有历史层面的期望。如果称之为一种现实的道德判断似乎更符合其本质。

乌托邦从空想性的文学表达转变为一种现实主义实践理论，其最有力的标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莫里斯·迈斯纳认为：“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这三大冲击把乌托邦和历史进步观念联系起来，世俗乌托邦思想才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乌托邦和历史进步观念这二者的结合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达。”3对共产主义的想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构成。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并未如之前的乌托邦作家那样描绘出一个清晰的未来社会蓝图，但他们满怀信心地在《共产党宣言》中预想了一个无阶级压迫的新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不过，马、恩在吸取文学乌托邦及包括傅里叶、圣西门、欧文在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恩称赞文学乌托邦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力度，而且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5。但马、恩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因此，马、恩批评的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目的，而是它的手段。因为在他们看来，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总是在温和的调和论中陷入绝望，拒绝革命行动，最终成为保守的空想家。正如普列汉诺夫在分析傅里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时所说的：“他既‘借思想之助’在和他同时代的生产的物质条件上论证自己的计划，但他没有能够将这个计划的实现亦归结于这些条件，因之完全蒙昧地将‘伟大的任务’加之于那些社会阶级和阶层，这些阶级和阶层，由于同一的物质生产条件既无为解决这些任务而斗争的兴味，亦无解决之可能。”6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表明，那种抽象与静止的乌托邦思想已经成为过去时，而基于现实变革的运动的乌托邦主义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推动力。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曾对两者做了重要区分，认为前者，即超验的、不会打破现存主导秩序的乌托邦幻想属于一种思想的意识形态，而只有当前者的这种意愿被某些社会集团变为实际行动并试图实现时，它才会变为乌托邦。他说：“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的，只能是那样一些超越现实的取向：当它们转化为行动时，倾向于局部或全部地打破当时占优势的事物的秩序。”“当把乌托邦这一术语的含义限定为超越现实，同时又打破现存秩序的结合力的那类取向时，我们就确立了思想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区别。”7在卡尔·曼海姆的阐述中，乌托邦主义已不再是一种试图超越现实存在的想象与愿景，而更多指涉以现实的行动来实现它的取向，即一种革命的可能性。

乌托邦主义的实质暗含在现实之内。这些由现实而生的“预言”或“构想”在它所产生的地方不断纠正自己并变得愈益具体可行。劳伦斯·戴维斯认为：“作为动态的和开放的斗争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基于当前的日常需求，此类乌托邦挑战了那些主流的现实观念，但并不是通过将它们与理想社会的某种固定愿景的超验伦理标准进行比较，而是通过开启一种乌托邦空间，以思考、感受、讨论和培育根植于历史的……替代性社会关系的可能性。”8由此，乌托邦主义从意识的幻想层面进入实践行动层面。一方面，它从一种不能对现有体制进行任何改变的“融洽”存在的美好愿望变为指导人们推翻压迫制度的实践理论；另一方面，它所要求实现的美好世界从“虚构”的静止状态逐渐变为基于具体社会现实之上的一个不断流动与自我纠正的灵活存在。从这两个方面，我们也许可以理解卡尔·曼海姆那句颇具洞察力的概括：“历史进程本身向我们显示，一种曾经完全超越历史的乌托邦逐渐着陆并接近于现实。”9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乌托邦主义产生的那一刻，反乌托邦主义的声音也因之而起，并构成一种批判性的理论之镜。从托马斯·闵采尔到法国大革命，那些反抗的革命者常被保守势力嘲讽地认为头脑中有一种“邪恶”的乌托邦思想。反乌托邦思想与乌托邦主义的相互挑战与争辩在20世纪变得更为激烈。可以说，20世纪既是一个乌托邦主义的世纪，也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纪。从“乌托邦”这一术语，人们衍生出它的“反义词”——“恶托邦”、“敌托邦”等，以指称一种邪恶与黑暗之地。而且吊诡的是，这些反乌托邦的词语并非“乌托邦”在概念逻辑上的对立面，反而被认为是后者充分发展所造成的一种状态。拉塞尔·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一书中也认为：“敌托邦被更多地看作是发达的乌托邦而非破损的乌托邦。人们普遍认为敌托邦不是乌托邦的反面，而是作为乌托邦的合乎逻辑的完满实现。”1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概念上的乖谬呢？主要原因在于，不论公众还是学者都将乌托邦主义与20世纪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及其后果等同起来。在冷战铁幕还未升起之前，卡尔·波普尔就在1944-45年相继出版了他的两部反乌托邦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著作《历史主义的贫困》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这两部著作中，波普尔阐明了一个观点：乌托邦主义最终将导向暴力与极权。波普尔的这种观点引发了更多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追捧、引述，并被诸多流亡思想家所支持。这种思想与冷战初期的麦卡锡主义共同作用，导致了这样一个被公认的等式，即乌托邦主义=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甚至在末尾还常常被缀上纳粹主义。可实际上，20世纪众多暴力事件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其中的大多数都与乌托邦主义毫无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对这种笼统、绝对的反乌托邦主义思想进行辨析。

反乌托邦主义理论往往囊括了其他非乌托邦主义的因素，并模糊或混淆了彼此间的界线。汉娜·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将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放入一个由意识形态所推动的彻底之恶的结构中来讨论。然而，这两种政治形态在成因、内容、属性方面却存在巨大差异。约翰·格雷认为：“汉娜·阿伦特模糊了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重要区别。共产主义是想要实现全人类共享平等理想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而纳粹主义则排斥了大多数人并宣告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死亡。”11阿伦特对共产主义及与它有连带关系的乌托邦主义的批判延续了波普尔的观点，这也使阿伦特成为西方最重要的反乌托邦主义思想家之一。以赛亚·伯林是另一位对乌托邦主义表示深刻悲观情绪的思想家。在《扭曲的人性之材》一书的第二章“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中，伯林引述了康德的名句“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接着做出了他对乌托邦主义的判断：“在人类事务中是不可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的，不仅在实践中如此，原则上也不可能；任何人决意去谋取解决的话，只可能招致苦难、幻灭和失败。”12伯林认为乌托邦主义是一种必将导向危险的存在。伯林的观点看似谨慎、稳妥，但也使任何意在改变现状的思想变得不可取，甚至成为一种邪恶力量。

经由一系列反乌托邦主义思想家的表述，乌托邦主义越来越成为暴力与独裁的同义词。然而，这种推论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丹尼尔·辛格说：“把乌托邦跟极权主义联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歪曲。让我们重复一下，不论苏联领导人犯了何种罪过，他们并不是受乌托邦的鼓舞。”13显然，独裁统治与乌托邦主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尽管前者经常借用后者的名义以将自身行为、目的合理化。

20世纪反乌托邦思想还体现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一系列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中。人们一般将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视为最重要的三部反乌托邦小说。然而，如果对这些小说的写作背景、目的以及内容的隐喻性进行细读，我们会发现不能仅仅以“反乌托邦”这个标签来对其进行归类。一种机械化、消弭个性、思想监控与历史停滞的社会不仅存在于极权国度，还会出现在发达的市场化、标准化与科技主义的时空维度之中。这正是这些小说的预见性、丰富性及其批判锋芒所在。正如雅各比所分析的：“20世纪著名的敌托邦小说都不是反乌托邦的；他们并没有像讽刺极权主义或科技化的未来那样嘲讽乌托邦的冒险事业。他们没有把乌托邦和敌托邦联系起来；他们通过将未来最为糟糕的特征投影于未来中而诅咒当代社会。”14然而，这些小说在冷战时期以至于现在均被看作典型的反乌托邦文学，这其中确实存在着某种颇具历史因由的误读。也就是说，尽管在它们的批评内容中包括着某种极权社会的影子，却不能由此认为这些小说是反乌托邦的，也不能得出这些作者彻底摒弃了乌托邦主义这样一种结论。这就需要我们把乌托邦主义从这些概念的混淆与禁锢中解放出来。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与爱德华·希尔斯等人乐观地讨论共产主义的衰落与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而接下来数十年中出现的一系列民权运动、反战抗议、黑人运动、女权主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等，则使他们的结论显得过于轻率。然而，1989年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失败，使1950年代的这种论述又一次再现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事实证明，历史并没有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并非人类唯一的出路。不过，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左翼激进主义似乎已经过时和衰落。与此同时，自由主义也面临着自身想象力和激情的衰竭。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在一种历史和现实面前，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谁之获胜或谁之溃败，而是乌托邦主义及其精神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退却，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全球范围内政治思想势能的整体性衰竭。

乌托邦主义及其精神的这种颓势也使得文学风潮发生根本性转变，于是，一些批评家将当代文学中张扬批判精神与理想主义的作品视作“新神学”。15张承志及其文学实践正处在这种批评场域的中心。从1980年代以来，张承志相继在《北方的河》《金牧场》《心灵史》等小说及部分散文中呈现出一种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严肃反思的态度，并面向未来作出探索。张承志对“理性”、“人道”、“正义”、“平等”的诉求并非如他的批评者所说，是对世俗世界的彻底否定，或是某种脱离实际的精神高蹈，相反，这种“以笔为旗”的文学表达其实是更深刻地进入现实。因此，张承志的被误读与乌托邦主义及其审美范式的衰落有内在相关性。张承志理想主义的写作实际上被赋予了过多的概念或指向。正如他在一篇反批评文章中连续诘问的：“是否左翼思想的表达必须为左翼甚至极左的政治负责；是否关于毛泽东或革命问题的思考必须为毛泽东或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的一切后果负责；是否关于荆轲的审美等于支持一切‘国际恐怖主义’和一切流血；是否描写了受尽歧视、压迫和屠杀的中国回民的一点心情，必须对世上的伊斯兰世界的一切现实负责；是否歌颂古代‘洁’的精神就必须对现世的一切不洁负责？”16这种诘问同样适用于加之于乌托邦主义之上的那些有关残酷历史事实的责难。

尽管乌托邦主义经受种种驳难，但乌托邦精神却不会消失，正如一位研究审美乌托邦的学者所说：“乌托邦精神之所以至今不死，人类之所以还要时常提及这种形而上的乌托邦情怀，正是人们需要拒绝理想、情感、爱情、艺术、友谊等等生命特质不断被物化的命运。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这种乌托邦情怀正是其不可或缺的审美内质。”17

乌托邦与现实的多重可能性

在《乌托邦之死》一书前言中，拉塞尔·雅各比引述了一个故事：1799年，英国诗人和评论家塞缪尔·柯勒律治写信给他的朋友威廉·华兹华斯，建议他“同广泛的精神不振和顺从竞争”。柯勒律治写道：“我希望你能够用素体给如下这些人写一首诗，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完全失败，他们已经抛弃了对人类改良的一切希望，正在堕入一种差不多是享乐主义的自私之中，在对家庭的依恋和对想象性哲学的蔑视这种软弱的名号之下，掩盖了同样的享乐主义的自私。”18柯勒律治两百多年前所忧虑的也正是我们今天的某种困境。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得不承认，乌托邦主义已经瘫痪，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想象力衰竭的时代，此外似乎别无选择。乌托邦主义成为禁忌，或者古董，那些身处战乱、贫困与饥饿的人们认为它遥不可及，而追求奢侈、快乐的消费社会则认为它无比乏味。然而，正如大卫·哈维所说：“无论如何，乌托邦梦想都不会完全消失。它们作为我们欲望的隐蔽能指而无处不在。从我们思想的幽深处提取它们，并把它们变成变革力量，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欲望最终被挫败的危险。但那也无疑好过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退步乌托邦理想（以及那些给予可能性如此不良压力的所有利益集团）、胜过生活在畏缩和消极的忧虑之中以及不敢表达和追求替代的欲望。”19因此，在面临危机之时，乌托邦主义及其精神仍是激发我们去探寻另一种可能性的巨大动力，不论在政治形态还是审美层面均是如此。

实际上，乌托邦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静止的概念，其内部思想的丰富多样性与流动特点被人们普遍忽视了。雅各比曾区分了两种乌托邦主义的传统：一种是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即对未来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精细的设计；另一种则是反偶像派乌托邦主义，它梦想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却拒绝给未来提供具体的细节。他说：“我认为传统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也许会被耗尽，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则是不可或缺的。”20詹姆逊也认可一种有别于莫尔以来的文学乌托邦模式的多元化的乌托邦主义。在《未来考古学》中他说：“乌托邦主义者并不是执着于某个特定的系统或蓝图，而是以最变化多端的方式想像所有可能的乌托邦形式。”21诺奇克更是对乌托邦幻想本身所固有的空间模式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内部形式单一的社会，并提出了一种“元乌托邦”的理论。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他说：“在乌托邦中，将不是只有一种共同体存在，也不是只有一种生活方式。乌托邦将由各种乌托邦组成，其中有许多相当歧异的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中，人们在不同的制度下过着不同的生活。”“乌托邦是各种乌托邦的一个结构，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地联合起来，但在那里，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乌托邦观念强加给别人。乌托邦社会是具有乌托邦精神的社会。”22乌托邦主义的内涵与形式是多维的，我们无法给乌托邦主义以一个静止或狭隘的定义。事实上，乌托邦主义拥有多种可能性，这提醒我们：现实并非无可选择，相反，它在乌托邦主义的视域中展现出诸多可能的面向。

为了揭示世界自身存在的可能性，即一种“尚未存在的存在”，恩斯特·布洛赫在三卷本巨著《希望的原理》中详细阐述了他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希望哲学。在论述乌托邦主义时，布洛赫说：“作为有意识的阐明行为，被知晓的解释，希望的行为内容乃是肯定的乌托邦的功能；希望的历史内容首先体现在想象之中，并在现实判断中百科全书式地得到研究，而这一历史内容把人的文化与自身具体的乌托邦的视域联系起来。”23在布洛赫的思想体系中，乌托邦主义是与具体的现实和人紧密联系的。为了区别于传统的乌托邦主义，他简洁而锐利地描述了一种“真正”的乌托邦，它是“代表新事物的方法论的构件，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客观集合体”24。乌托邦主义的功能就是向人类敞开一种新的可能性，提供朝向未来的精神力量。

不论是卢卡奇、本雅明，还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在这些思想家那里，可以看到这种向未来敞开的乌托邦主义的精神力量。他们提供了多样的乌托邦主义思考和选择。在马尔库塞看来，乌托邦是鼓舞人性解放的一种构想，而艺术与审美之维正是这种构想可供实现的途径。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真理的基础虽然植根在社会现实，但艺术的真理却是这个社会现实的‘异在者’。艺术冲入了一个其他经验不可企及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中，人类、自然界和其他事物不再受制于现存的现实生活的法则。主体和客体遇到了自律的显现，而这个自律在它们的生活的社会中是被否弃的东西。与艺术的真理的遭遇，产生于异在的语言和意向中，这些语言和意向使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曾和尚未感知、述说、听到的东西，变得可感、可见、可说了。”因而，“在杰出艺术中出现的乌托邦，决非仅仅对现实原则的否定，倒是对它在超越中的保存（扬弃）。在这个扬弃中，过去和现在都驱散了它们罩在完美头上的阴影。真正的乌托邦植根于对过去的记取中。”25这就是说，艺术是“人性解放”这种乌托邦构想得以实现的革命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看，张承志在写作中坚持的那种与现实角力的“异在”精神，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继续延伸的“革命”行为。从1990年代以来，他在市场化背景下对中国社会中泛滥的异化进行着持续的思考和批判。在《清洁的精神》《荒芜英雄路》《以笔为旗》等作品中，张承志突出并强调自身的反叛个性，从文学写作中对现实进行抗争，并始终未放弃对平等、尊严、和平、人性解放的追寻。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1993年的《无援的思想》中如此说：“在一切预感被推翻之前，在一切预感被验证之前，人的自尊和高贵比什么都重要，文学的正义和品级比什么都重要。”26可以说，在文学领域，张承志及其写作是乌托邦主义及其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完美体现，正如旷新年所说，张承志的写作和思考“使自由、人道、正义、美和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27。

乌托邦主义消失了吗？作为人类最根本的禀赋和属性，它不可能消失。乌托邦主义是嵌入总体历史结构内部并持续产生历史意志的动能。实际上，我们所处的仍然是一个问题重重的世界。张承志说：“21世纪刚开始，世界就悍然横行不义。”28如其所言，世界正深陷于一种新的矛盾的漩涡内。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去唤醒那已被我们摒弃或压抑的乌托邦主义，重新思考并提出一种朝向未来的历史与美学的可能性。

1 卡尔·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关其侗译，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221页。

2 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51页。

3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4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5 同上，第431页。

6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博古等译，三联书店，1959年，第618页。

7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6页。

8 劳伦斯·戴维斯：《历史、政治与乌托邦——走向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张也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5期。

9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253页。译文据英译本有改动。

10 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彬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11 约翰·格雷：《黑弥撒》，付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12 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