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港宣慰司：明朝海洋战略背后的统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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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年开始的郑和下西洋活动，往往被认为是不同于传统海上扩张的另一种模式。作为和平大使的三宝太监，带着浩浩荡荡的船队出入大洋，却没为大明朝开拓一寸海疆。以至于后来回撤时，连任何地缘政治遗产都没有留下。

然而，以上想象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明朝的舰队不仅在海外用兵，还曾经尝试在多个地点建立重要程度不一的基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位于今天苏门答腊岛上的旧港宣慰司。剖析这个大明朝最南方据点的短暂历史，便能由点及面的理解整个下西洋活动的前后逻辑。

大明朝的海上珍珠链14世纪后期，明朝基本一统了半数以上的东亚大陆。继承的不仅是众多传统农业产区，还有在宋元时代就发展成熟的沿海经济网络。尽管明朝在坚守农本思想方面，远超之前各代，却也成祖皇帝朱棣继位后，进行了超乎寻常的进去策略。

明成祖本人身上有非常浓厚的蒙古帝国遗风，不仅比自己的父亲朱元璋更依赖蒙古武士，也在各方面有向元朝忽必烈汗看齐的企图。考虑到这两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得位不正者，会捡起相同的逻辑也就不会让人过于意外。因为只有保持对外不断扩张的进攻态势，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冲淡国内的反对情绪。

作为朱棣亲信的郑和太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授命指挥东亚古代史上最庞大的舰队。其规模不仅让之前最重视海洋经济的宋朝汗颜，甚至足以将忽必烈派往日本和爪哇的远征军也比下去。

巨大的规模，不仅有利于船队自身安全，也是宣扬大明新皇帝威严的绝好广告。足够的储物空间，还能将大批“赏赐”运往西洋各邦。在贿赂地方势力之余，换得足够的奢侈品与国外产品回国。通过朝廷控制的垄断市场，这些大都在本国无法获得的产出，就可以为皇帝狠捞一笔。

郑和船队的规模 远远超出了普通外交需要

除此之外，郑和船队在其他方面的行为逻辑，其实同后来的大航海殖民者们没有本质区别。其中既包括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垄断，也需要稳定的基地网络进行支持。否则，庞大的船队很容易因为海况和补给品不足等问题，受到非常沉重的损失。

因而，大明朝首先在今天的马六甲港建立了仓库和常驻机构。随后，又借着对越南北部的吞并战争，建立了辐射整个中南半岛海岸的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前者可以帮助明朝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航运，后者则有利于明朝的船队安全通过南海海域。只是相比更南方的旧港宣慰司来说，以上两个地方的重要性都要弱了不少。

旧港在明朝的海洋体系中 占据最重要位置

南洋贸易的总闸门

今天的巨港 还是苏门答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明朝时期的旧港，就是今天印尼最大港口之一的巨港市。这个港口在古往今来的南洋贸易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以至于近代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二战时期的日本帝国海军，都无法在百忙中对其弃之不顾。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旧港坐落于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向北直面繁忙的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只要在这里布置船队，就可以轻松攻击任何去往马六甲、新加坡和文莱的商船。所以，历史上从当地出发的南洋强权，都可以轻松的将统治伸张到马来亚半岛与婆罗洲沿海。封锁南中国海出口，都不再话下。

控制了旧港 就等于控制了三条黄金水道

郑和船队从列国输入的商品中，香料是非常大宗而价值连城的货物。除去一些在其他地方也能找到的低等级香料，真正的高档货还需要从南洋腹地的摩鹿加群岛获得。当地盛产的丁香、豆蔻、胡椒，又都需要通过巽他和马六甲海峡输出。因而，控制了旧港就等于扼守主力世界香料贸易的大头。而当年选择在婆罗洲西部短暂停歇，就直扑爪哇岛而且的元朝舰队，最终因为后继乏力而一战即溃。

早在明朝的船队之前，旧港就先后被南洋地区的各大强权所觊觎。公元9-10世纪，发源自苏门答腊本岛的三佛齐王国，就是将都城直接设在旧港。源自印度东南部泰米尔地区的朱罗王国，也通过突袭和占据旧港，一度控制了整个海洋的主要贸易航路。14世纪开始，崛起于东面爪哇岛上的满者伯夷势力，也频繁策动西征，希望将旧港纳入自己的领地范围。

鼎盛时期的三佛齐王国 就以旧港为都城

海外流亡者的天堂

当郑和意识到旧港的重要性时，当地的局势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由于三佛齐王国的持续衰退，其势力已萎缩为都城旧港与周边众多封建领拼凑的地方小国。东面的满者伯夷正在虎视眈眈，甚至一度登陆苏门答腊，控制住旧港局势。

但已经在旧港当地站住脚跟的华人势力，却不愿意成为满者伯夷治下的弱小团体。这些主要源自广东的海外流亡者，在首领梁道明的带领下，高举起反抗爪哇人统治的大旗。众多原本就不服满者伯夷的土著王公，也纷纷加入进来。10年间，一个以梁道明为君主的新三佛齐王国出现。本地王公出于典型的封建习惯，认可了梁道明这个外来者为国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权力，就可以轻松延伸到旧港以外的地方。于是，为了抗衡强大的满者伯夷，新三佛齐王国也需要更多有生力量帮助。

关键时刻，又一批源自广东的流亡者，从马六甲南下抵达旧港。这次的队伍规模超过万人，船只数量超过百艘，并及时的加入到梁道明的三佛齐王国一边。他们的领袖，就是后来被明朝官方搞得臭名昭著的大海盗--陈祖义。

在数万海盗船队与苏门答腊本岛封建军队的联盟前，满者伯夷人暂时选择了后撤。但旧港的局势却没有因此安定下来。追随不同领袖，在不同时间抵达当地的广东流亡者，彼此之间也立刻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以至于原本维系彼此的族群认同，也随着利益和路线问题而变得模糊不清。

新三佛齐王国的旧港 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城市

作为所有人都承认的国王，梁道明和手下施进卿逐渐成为融入本土派。他们明白自己的人数不足以抗衡本土的各王公势力，只有与之合作才能保持共荣局面。尤其是作为副手的施进卿，还在旧港受到东来的商团影响，将信仰改宗伊斯兰教。类似的事情，几乎同时也在北面的马六甲苏丹身上出现，算是外来者稳固自身地位的不二之选。虽然在当时的南洋各群岛上，伊斯兰的影响力还不足以完全压过印度教，但改宗者往往是和外来穆斯林商团有密切联系的势力。所以，这类改宗活动本身，也有为自己的领地带来更多财富的因素。

与之相对，晚来一步的陈祖义则有自己的班底和另一套体系。这位流亡者领袖在朱元璋死前，带领大批相邻离开广东，成为了南洋地区的漂泊势力。相比起家仅有千人的梁道明和施进卿，他的队伍更为庞大，也更难融入一个文化差异较大的新世界。所以，在多年的流亡生涯中，陈祖义势力就难以觅得自己如意的新家园。这反过来促使他们发展为亦商亦盗的“海上部落”。结果，进一步导致自身难以和各地的土著势力达成默契。

但在同为广东流亡者掌权的旧港，陈祖义还是获得了最为理想的停泊之地。国王梁道明需要陈祖义的船队来保护自己，陈祖义则需要一位统治者来接纳自己。双方一拍即合，并有着比较明确的分工。只是随着满者伯夷威胁的消退，坐在港口里收税的守成者就不免与四处出击的进取者发生矛盾。前者希望旧港依然是一个自由港，后者却希望建立自己船队的垄断。如果照此剧情延续，三佛齐王国可能爆发一场广东流亡者间的内战。

但在1405年，代表大明王朝的郑和船队南下，闯入了旧港这个流亡者天堂。几乎所有人都为此感到紧张。因为他们从家乡出逃的事情本身，就已经触犯了明朝的金科玉律。陈祖义更是因为社会影响恶劣，而让自己的脑袋价值750万两白银！

郑和船队的到来 打破了地区内原有的平衡

郑和的布局

郑和在首次下西洋时 就对旧港抛去了橄榄枝

既然郑和授命为明朝控制南洋，就不可能对旧港听之任之。尤其是在当地，还存在一个通缉榜上知名的大海盗。但他同样认识到了流亡者群体内部，存在不一样的诉求和利益。所以便精心布局，对两派进行分化瓦解。

1405年，郑和在首次下西洋时就派出的诏安队伍。知道旧港已被盯上的梁道明，只能顺水推舟的接受诏令，带着少数人返回故土大明。但流亡者政权依然运作平稳，原来的副手施进卿便成为了旧港的实际领导者。他与北归的梁道明一起，扮演了数百年后遭遇类似命运的郑成功与郑芝龙。只不过在他们手里，都没有决定港口归属权的武装主力。

完成初步瓦解的郑和 在回程中开始解决旧港问题

1407年，完成印度洋航行的郑和船队，通过马六甲返回南海地区。船队径直从巽他海峡南下，逼近他们志在必得的旧港。

面对这个最后摊牌时间的到来，守成派的施进卿和进取派的陈祖义，都开始打各自的算盘。握有武力的陈祖义，虽然表面上接受了郑和的第二次招降，却不准备向逼自己流亡的势力低头。他集合精锐力量，制定了伏击郑和船队的计划。准备通过典型的斩首策略，直接打掉宝船队在海外的权力中枢。

施进卿选择了主动投靠郑和与明朝

但早就不满陈祖义的施进卿，却已经决定倒向郑和一边。他及时向三宝太监提供了陈祖义的作战计划，作为自己投诚明朝的厚礼。郑和随即做出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布置，故意引得陈祖义的舰队接近，并利用自身船队的规模优势去包围对手。

同时，也慑于陈祖义集团常年在海上活动，郑和不准备和他们进行直接的对攻。他麾下战船上仅有我火箭和碗口铳，更是不足以摧毁海盗舰队中的大船。但通过释放火船的古老战法，还是让陈祖义的船队猝不及防。10艘海盗船就这样毁在大火之中。

明朝战船的火器并不足以对大船造成杀伤

在随后发起的接舷战中，郑和的战船又攻占了7艘敌船，并基本上摧毁了陈祖义的核心队伍。陈祖义本人也被水军抓获，关在船舱里押回北京。后来在朱棣的命令下，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被处以极刑。

至于助剿有功的施进卿，则获得了意味深长的任命--旧港宣慰使。随即，原本的新三佛齐王国，也就成为了明朝册封的旧港宣慰司。不同于其他番邦在朝贡体系中的国王位置，宣慰司的地位近乎于西南山地间的部族土司。也就是说，担任宣慰使的地方领袖，其实是大明朝设置的土官。宣慰司所在地也需要按固定期限交纳贡赋，并在朝廷的号令下提供军队等人力资源。旧港在明朝海洋战略中的地位，也由此能可见一斑。

陈祖义的覆亡 等同于旧港失去了自己的保护力量

明朝的统治逻辑

整个参与的三佛齐王国 都被明朝接收

郑和及大明朝对旧港的战略布局，体现得不仅仅是对南洋地缘格局的认识，也是王朝本身的统治逻辑。梁道明、施进卿和陈祖义的不同结局，更是小人物在大趋势面前使用不同小趋势的结果。

在大战略上，设立宣慰司就可以让明朝名正言顺的控制旧港。在海外力量投射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关键一点的作用，可以超过对多点的分头施展。旧港精英阶层的华裔背景，让明朝觉得渗透起来会更为容易。这点而言，不仅是南洋土著出生的马六甲苏丹不能相比，就是同意存在大量儒生雅士的越南都无法企及。

讽刺的是，也是为了支持对旧港的控制力度。在郑和剿灭陈祖义势力后，明成祖朱棣就在当年宣布设立交织布政使司。如此一来，从广州港起航的船队就可以在获得沿岸港口支持的情况下，更为安全的抵达旧港。当然，这也意味着越南北部的安南王国，在实际上被明朝取消了独立王国地位。甚至连宣慰司这样的土司领地位都不再享有。从这里，我们还能直接看穿明王朝的内在统治逻辑。

今人在盛赞郑和下西洋壮举的同时，很容易忘却同期的明朝，还在进一步加强海禁。如果说朱元璋时代的海禁，是为了消灭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末残余势力。那么朱棣时代的海禁，基本上就是在为郑和船队的经济收益，保驾护航。因为只有绝断民间贸易，才能让官营船队的货物更值钱。下西洋船队的成员，不是朝廷命官，就是从卫所中抽调的军户。民间团体则根本不被允许自由贸易。

郑和下西洋的同时 明朝还在加强海禁

所以，从明朝建立开始，就有大量的人员逃亡海外。无论是梁道明、施进卿还是陈祖义，家乡都在原本靠海吃饭的广东。在不愿意坐视祖传技艺被扼杀，自己和家族陷入困苦生活时，他们勇敢的选择流亡。一直到郑和船队降临，他们才被迫再次与逼走他们的明朝产生联系。

以郑和为代表的大明官方视角，在看待他们时也有截然不同的考量。接受诏安的梁道明能最后获得最后的善终，不是因为他的旧地位与态度，而是手下施进卿的表现结果。陈祖义则属于顽劣之辈，不仅应该消灭，还要带回内地公开处刑。一方面向外邦彰显天朝的公正威严，一方面也是在告诫其他有逃亡企图的沿海居民。

郑和的使命 可能还包括对流亡者的清缴

幸运的施进卿能保住财富和地位，也不仅仅因为自己识时务的合作。改宗伊斯兰的他，是最融入苏门答腊当地的一位，也是在明朝官方眼里最不属于“自己人”的一个。加之明朝对于巨港和旧三佛齐王国的笼络政策，让施进卿反而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新国王。但明朝只给与一个宣慰司的封号，也充满了防范意味和轻视态度。

也是这种今人还有些似曾相识的标准，让明朝敢于强行吞并安南王国。纵深当地读书人的口音，可以奇怪的让人难以捉摸。但也终究还是认可孔孟之道的圣贤书拥护者。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就是宣慰司级别的土司领都不能给予。

最终，明朝的海洋战略还是因经营不善而亏本严重。在朱棣死后，下西洋的船队被永久叫停，陷入安南战场的明军也被迫撤回。郑和本人亦在最后一次返航途中病逝。

至于远在苏门答腊的旧港和三佛齐王国，也在被缴械一次后又失去了外在的保护者。施进卿的女儿在当地统治到了1440年后，便将全部领地又丢给了卷土重来的满者伯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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