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族谱牒《仙源类谱》和《宗藩庆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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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皇族谱牒计分五种:玉牒、属籍、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和仙源积庆图。传世者仅见国家图书馆藏仙源类谱与宗藩庆系录两种。因其出身之贵、家族之显、年代之久，传世之孤，文献价值之高，在现今存世的数以万计家谱中，自是无可置喙地独占头魁，堪称谱牒双璧。

两书为南宋内府抄本，装饰典雅华贵，书衣为皇室专用的明黄色织锦，开本阔大，高宽40×28厘米稍裕。版框为手工绘制，半框高宽27×20厘米稍裕。朱丝栏，白口、四周单边。纸墨具精，书法工整雅致，道不尽的皇家气象，迥非凡书可比。

两书原为清内阁大库旧藏，清末划归学部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初系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下临安（今杭州市）降南宋时收宗正谱牒运至大都（今北京）秘书监，元亡后归明文渊阁，再传至清内阁大库，来历斑斑可考。两书先已残破不堪，国家图书馆做过抢救性修复。但由于缺佚甚多，乱无头尾，众多残叶无法缀补，最终只得《仙源类谱》30卷30册，《宗藩庆系录》22卷22册，

宋代皇族谱牒皆以宋太祖、太宗和魏悼王为三大本支祖，再以世代为单位不断进行续修，此两书主记三位下上五世和三位下六世、七世的皇亲世系。

仙源类谱的主要内容为记录宋皇室宗族男女成员的支脉、婚姻、官爵迁转、功罪是非以及生死年月。对每一位有官爵的男性宗族成员的任职经历都有较为详明真实的记录，类似小传，但是因个人经历的差异记载详略不同。除了因祖荫和自身考绩得到转迁外，朝廷的郊祀“大礼”及皇帝登基即位等都有转迁机会；无官者只记生卒年月日；夭折者仅书“不及名”。对于女性宗室成员的记录，则相当简略，只附于属籍，不书其名，不书其官，已婚者只书某适某人。这一方面与修谱官较难取得皇室女眷的详细信息有关；另一方面也毋庸否认，它与封建社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观念密不可分。颇值一提的是，对于皇族女性成员的再醮状况亦如实记录。

劫经靖康之变，北宋时期所修皇族谱牒已然无存，宋室南渡后，朝廷下令由宗正寺组织人员重修。据史料记载，仙源类谱在南宋时期仅成书三次：即绍兴二十七年（1157）三月，右丞相沈该提举编修的《三祖下上五世仙源类谱》；淳熙五年（1178）十月，右丞相史浩提举编修的《三祖下第六世仙源类谱》和嘉定六年（1213）闰九月右丞相史弥远提举编修的《三祖下第七世仙源类谱》。第一部现已完全散佚，国家图书馆仅存后两部的残帙。

宗藩庆系录，原本名为宗藩庆绪录，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八月，监察御史安鼎上言说:“‘庆绪’二字，是唐安禄山子之名，今以为皇朝本支牒谱之目，其为缪戾甚矣。乞特赐改易。”于是改为今名。其主要内容是“辨谱系之所自出，序其子孙而列其名位品秩。”它以记载宗室成员的世系传承关系为特色，同时简要地记载子孙后代的名位品秩。

与仙源类谱最大不同在于，它只书男性宗族成员最终官至某位，有官无官照录，十分简略，同时不书女性宗族成员。简言之，仙源类谱重“官爵迁叙”，宗藩庆系录重“辨谱系”。史载南宋时期共成书三次：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右丞相叶衡提举编修的《三祖下上五世宗藩庆系录》；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右丞相王淮提举编修的《三祖下第六世宗藩庆系录》和嘉定十三年（1220）五月右丞相史弥远提举编修的《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国家图书馆三部皆存残帙。

至迟从北宋仁宗时起，宋代皇族谱牒的定期修纂制度已逐渐形成，徽宗时已相当完备。宋代制度，宗正寺及下辖的玉牒所负责修纂各种皇族谱牒，宗正寺置卿、少卿、丞、主簿等属官，由右丞相任提举编修官。并规定，仙源类谱每十年一修纂呈进，宗藩庆系录一年一修纂呈进，但事实上并没有严格执行。宗正寺修进呈送皇族谱牒，要举行“告礼”，即告天地、宗庙、社稷、欑陵。其仪用牺尊、笾、豆各一，实以酒、脯、醢祭告。“告礼”之后，宫廷还要举行非常隆重的“进书仪”，“用黄麾细仗、教坊乐、僧道威仪前导，上御垂拱殿观书，宰执皆升殿侍立。”仪式之后，参与修撰谱牒的相关人员一般都会有晋升的机会。

皇族谱牒是赵宋宗室成员高贵血统身份的记录，对于确定皇族宗亲具有权威价值，因此格外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时至今日，它对于我们研究宋代宫廷历史、典章制度、皇族户籍，科举仕宦婚姻诸多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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