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没存在感的省会,为什么是它?

导读: 到1860年,咸丰连下谕旨之时,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曾国藩虽然无法率军夺回安庆,但他始终以敏锐的眼光盯着这座战略之城。 在太平军占领安庆的八年里,安徽的省会临时搬到了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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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势力最盛的时候,咸丰皇帝给曾国藩连下七道谕旨,有时前后仅隔一天。

帝国半壁江山失守,尤其是江南财赋之区沦陷,咸丰急得跟狗一样,几乎丧失了理智。

他认为,江浙一带就是帝国的呼吸道,江浙丢了,帝国也要断气了。所以,他给曾国藩的谕旨,中心思想只有一条:保卫苏州,保卫常州,保卫无锡……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曾国藩似乎打定主意要违抗圣旨。他迟迟不行动,继续把湘军主力屯在安徽。他跟皇帝的观点不一样:皇帝认为江浙很重要,曾国藩认为安徽更重要。

他还特别强调,首当其冲是安徽的首府安庆。

1853年,太平军拿下安庆,这是清王朝失去的第二座省城。到1860年,咸丰连下谕旨之时,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曾国藩虽然无法率军夺回安庆,但他始终以敏锐的眼光盯着这座战略之城。

咸丰调不动曾国藩,却也毫无办法。除湘军之外,举国已经找不出第二支劲旅可与太平军相抗衡。

他不仅未将不听话的曾国藩革职,还给他升官,让他代理两江总督。意思也很明白,你曾国藩履新就要到苏州去,不能再窝在安徽了。

曾国藩接受了新职位,却没动身赴任的意思。不过,他内心还是很高兴的,所以给咸丰上了一个奏折,详详细细地跟皇帝阐述了他的战略意图。

在奏折中,他说,湘军已兵临安庆城下,挖掘长壕深沟,若撤围而去,就前功尽弃了。而围安庆的目的,是要断太平军的羽翼,不仅当前关系淮南全局,将来也是克服金陵的根据地。

咸丰一听,确实在理,这才没有催促曾国藩赴任。

1861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围城之战,湘军终于打下了安庆,城内太平军全军覆没。

在太平军占领安庆的八年里,安徽的省会临时搬到了庐州(合肥),而曾国藩则常驻祁门。湘军夺回安庆后,曾国藩立刻把他的大本营挪到安庆,并奏请将省会迁回安庆:

战争时期,当以军事为重。安庆扼守天京上游,顺江而下就能直扑金陵。况且,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一座省会,意义比一座普通城市大得多。

曾国藩在安庆一住4年,将安庆打造成剿灭太平天国的司令部。与此同时,他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由此拉开中国洋务运动的序幕。在这一情势下,作为安徽省会的安庆,空前绝后地对整个帝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但这只是安庆的回光返照,在随后的安徽省内城市之争中,它连省会的地位都不保,更不要说在全国有何重要地位了。

帝国余晖,安庆留下一个衰微的背影。如此而已。

▲此四城,将围绕安徽省会展开轮番角逐。

在晚清,安庆是安徽省的一哥,集安徽省城、安庆府城、怀宁县城于一身,三位一体,牛气极了。

不过,安庆这一地位的得来并不容易。

安徽是在康熙六年(1667)才正式建省,此前一直与江苏同属江南省。建省之后,需要自己的省会。从安徽省的定名,两字分取自安庆、徽州两府的首字,就能知道这个年轻省份当时的中心所在。

建省后,安徽巡抚、按察使先后入驻安庆,表明朝廷事实上已经认定安庆为安徽首府。但吊诡的是,三套领导班子只来了两套,主管钱袋子的安徽布政使一直寄居在邻省的江宁(南京)。

此外,主管教育的安徽学政也不在安庆,而在靠近江宁的太平府治当涂。

这让安庆这个省会从一开始看起来就显得成色不足。

事实上,当时反对安庆当省会的声音还挺大的。主要反对意见认为,安庆的地理位置过于偏西,难以控制全省。

这的确是安庆的软肋。即便到了晚清,从安庆到皖北,走陆路的话,需要翻山越岭,十分不便,一般只能走水路,沿长江东下,到南京再转支流或运河北上,进入皖北。走一趟下来,没有半个月搞不定,相当费劲。

安徽布政使一直在江宁办公,正是图此地往安徽省内各地,比在安庆便捷得多。

但一个省的主要领导长期异地办公,终归不是办法。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下定决心结束安徽省级官员多地办公的局面,这才使得安庆成为机构健全的省会。

此时,距离安徽建省,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可见,安庆这个省会当得真够窝囊的。

安徽民间传说,安庆被确定为省会,是清朝重臣、安庆桐城人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人极力争取的结果。这个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庆自身的条件不够硬,并不具备不可颠覆的地位。

以后的历史将不断印证这一点。

▲著名的六尺巷故事,正是源自张英。

最早对安庆的省会地位构成威胁的,是同处于长江岸边的芜湖。

契机源于近代中国的屈辱史——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芜湖、温州等4个地方被迫成为通商口岸。

回望晚清历史,那些发展得好的城市,无一不是由通商口岸起家。芜湖也不例外。

第二年,芜湖设立海关,正式对外开埠。这是近代安徽唯一的通商口岸,大江南北的进出口货物,大部分都会聚于此,很快就在全省的经济格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仅如此,当时大清帝国的红人李鸿章,也相中了芜湖。他奏请清政府,将原来设在镇江的米市移到芜湖。一般的说法是李鸿章家族在芜湖有商业利益,所以他会为芜湖站台。

总之,城市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政治强人的加持。这一点在安徽各市的轮番崛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张廷玉、曾国藩捧红了安庆,李鸿章则为芜湖加油助威,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他也为自己的家乡合肥锦上添花。

传统社会里,粮食是整个国家最大宗的交易。芜湖米市开张后,很快就跻身中国四大米市之一,一度还高居榜首。

开埠+米市的双重利好,一下子把芜湖的地位拉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清末民初,芜湖已经取代安庆,成为安徽的金融中心,并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安徽经济首埠。

即便在全国,芜湖也排得上号。一份全国城市国内贸易总额排行榜显示,1934年,芜湖排第13位,在长沙之后,厦门之前。

▲1934年海关统计国内贸易总额(单位:千元)前15名城市,转引自章建的博士论文。

同一时期的安庆,根据时人的观察,经济衰微之势已然十分明显:“其地虽号省会,且为沿江商埠之一,但商业不盛,市面冷落。”究其原因,安庆的市场份额,绝大部分都被邻近的通商口岸九江和芜湖夺走了。

在当时,外省人说起安徽,口中蹦出来的第一个城市一定是芜湖,而不是安庆。作为口岸城市,芜湖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和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过省会安庆。

省会之争,可谓箭在弦上。

▲安庆名刹迎江寺,简直是这座佛系省会的隐喻。

安徽人民绝对想不到,中途杀出了个程咬金。

真要算起来,芜湖在明清两代都是江南商业名镇,它在近代的崛起还是有迹可循的。但这个“程咬金”,可就是彻头彻尾的新贵了。

这个“程咬金”,正是位于皖北淮河中游的蚌埠。它的三板斧就是:火车,火车,火车。

对中国来说,这么长的历史,城市发展的风口其实就是两个:以清末民国为界,之前的风口是水运(包括漕运、海运等),背靠大江大河大海的地方,都发展得不赖;之后的风口是铁路,成为铁路枢纽的地方,大多飞黄腾达了。

一个地方若兼有水运之利与铁路之利,处在近现代社会经济的转型风口,猪都能上天。

我们之前讲过,郑州取代开封成为河南省会(戳我),全在于卢汉线(现京广线)铁路的一次偶然性选址。蚌埠的崛起,几乎是郑州的翻版。

清末,一条连通南北大动脉的铁路线正在修筑中,等到全线修通,大清已经亡了。这就是1912年通车的津浦线(现京沪线)铁路。

津浦铁路自北向南,斜穿半个安徽。安徽近代交通有个最大的问题——省内长江、淮河、新安江等水系都是东西向,导致南北向的交通十分困难——从皖南到皖中,近在咫尺,远在天涯,更不要说皖北了。津浦铁路的建成,一下子弥补了这个交通缺陷,对安徽的影响,堪称有再造之功。

这一铁路与淮河形成一个斜的十字交叉,交会处是此前数百年默默无闻的淮河渡口小镇蚌埠。

▲津浦线是蚌埠崛起的发动机。

以此为历史分界点,蚌埠从以前仅有百余人口,被称为“七户半”的小地方,一跃而成为皖北第一重镇,仅用20年时间就发展为安徽省内人口逾十万的三个城市之一。

地处铁路重要站点的蚌埠,经济发展模式被概括为八个字:以商立市,盐粮起家。淮盐和粮食转运,是蚌埠发展的两大宗。

而蚌埠达到政治地位的顶峰,则不得不提军阀倪嗣冲。

1913年,袁世凯派倪嗣冲督皖,倪嗣冲慧眼独到,一下子就盯上当时刚刚起飞的蚌埠。

结果,他没把安徽督军公署设在省会安庆,也没设在自己的老家阜阳,而是设在了蚌埠。

军阀混战时代,控制交通枢纽,就能呼风唤雨。倪嗣冲据守蚌埠,跟张勋长期占据徐州,眼光可谓同样老到。

你也很难说是蚌埠成就了倪嗣冲,还是倪嗣冲成就了蚌埠。总之倪嗣冲督皖的7年里,口碑极差,但他就是屹立不倒。而蚌埠也在倪嗣冲进驻之后,一夜成为重镇,对省会安庆的地位构成极大威胁。

最疯狂的时候,倪嗣冲将安徽省政府的全部机关都迁至蚌埠,导致安徽省会出现一个奇葩的现象:安庆有名无实,蚌埠有实无名。

虽然后来迫于压力,倪嗣冲将省署回迁安庆,但随后的继任者都深得其“以军领政”的真传,一直捧着蚌埠。即便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前期两任安徽省主席方振武、石友三,也都长驻蚌埠,导致人们习惯称蚌埠为“临时省会”。

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国民政府的统治趋于稳定,安庆的省会地位才逐渐稳定下来。但安庆的心,一直悬着。

1930年代,安徽又建了两条铁路,分别是淮南铁路和江南铁路,前者带旺了合肥,后者给芜湖锦上添花。

至此,安徽省内的“新贵”一个个沿着铁路线排开:芜湖是安徽经济首埠,蚌埠是皖北首埠,合肥是安徽的中坚力量。

这让安庆更显边缘和失落。在铁路成为省会之争重要砝码的时代,安庆一直没有一条铁路建设成功,这让它怎能坐得稳一哥之位?

▲江南铁路为芜湖锦上添花。

一直蓄势待发的芜湖,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向省会发起了冲刺。这也是芜湖最接近问鼎安徽省会的一次。

当时,关于芜湖设市、省会由安庆迁至芜湖的声音不断。

芜湖开始了各项筹备工作。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人虽在蚌埠,但对省会迁至芜湖一事,还是全力支持。

究其原因,芜湖相较安庆、蚌埠等城市,商业更为发达,人口更加聚集,有利于打造成全省模范区,作为安徽的门面拿出来。

国民政府要推进现代化建设,安徽如果继续把安庆当成门面,就显得有些寒碜了。正如历史学者谢国兴所说:

相比之下,经济优势是芜湖的王牌,这是“老大难”的安庆以及以军事重镇出名的蚌埠所不能及的。

国民政府规定,设市的条件是人口达到20万。当时,芜湖的人口是17万余人,比安庆、蚌埠多了五六万人,离20万的设市标准仅一步之遥。

不过,随着方振武被解职和扣押,再没有人出面推动省会迁移之事。安徽省给出的理由是,芜湖人口不够标准。

虽然以后芜湖反复申请,但在省会之争中终究棋差一招,遗憾错过。

▲1930年代,安徽主要城镇人口分布,转引自章建的博文论文。

还记得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安庆保卫战吗?当时曾国藩以一人之力保住了安庆的省会地位,但在七八十年后,另一场战争使得安庆再次沦陷,只是,此时再无曾国藩为安庆出头。

1938年,安庆被日军攻陷,安徽省会被迫搬到了大别山区的立煌(今金寨)。

与太平军攻陷安庆时不同的是,安徽的主权者这次并不打算把省会再迁回安庆。

时任安徽省主席的李品仙,战争期间对合肥县长表达了战后将省会迁往合肥的意向。李品仙的理由是这样的:

果然,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安徽省会便由立煌直接迁到了合肥。

自安徽建省以来,将近280年的省会之争,至此画上句号。许多人早就料到安庆会被取代,但很少人会猜到最后由合肥担任了终结者。

复盘合肥的上位史,最重要的是抗战这一特殊时期,让和平年代牵涉面甚广、难以实施的省会搬迁,变得容易了。

在日军的蹂躏下,安庆以及芜湖、蚌埠等省会角逐者,早已满目疮痍。大家都是一样“烂”,合肥的区位优势反而得到极大的彰显和加分。

合肥的区位,正如李品仙所说“位居全省中心”,一举缓解了此前的省会偏安一隅的焦虑。在水运时代,合肥虽然不像长江、淮河边的城镇那么有优势,但在铁路时代搭上淮南铁路的快车,使得它很快跃升为连接长江、淮河两大流域的重镇。

到抗战之前,合肥已是全省第四城,随时可以接替安庆上位。

此外,省会除了讲实力,讲区位,还要讲知名度。晚清民国以来,合肥人才辈出,李鸿章及其淮军,段祺瑞及其皖系军阀,极大地提高了合肥在全国的名声。

天下谁人不知李合肥、段合肥!

▲合肥市中心的李鸿章家族故居。

可见,合肥真是一座天选之城,凭借着这些机缘巧合,一举实现了芜湖和蚌埠努力了那么多年都未能实现的目标,将安庆取而代之。

如今,合肥早已稳稳当着安徽一哥,一点儿也不像曾经的安庆当得那么窝囊和没有存在感。它在省内的首位度不可撼动,这些年的GDP不仅高居全省第一,而且超过了第二至第四名(芜湖、马鞍山、安庆)三市的总和。一个城市巨无霸,就这样炼成了。

只是,安庆、芜湖和蚌埠,回首往日荣光,或许唯有一声叹息。

城市上位之争,一点机缘胜过万千努力,时也运也?

参考文献:

1.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2.章建:《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3.朱庆葆:《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早期现代化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4.范习中:《近代安徽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分析——以芜湖、安庆、蚌埠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5.李强:《倪嗣冲与民国初年蚌埠城市发展》,《蚌埠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6.王鹤鸣:《芜湖开埠与安徽近代经济的发展》,《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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