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没有“零口供”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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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有一个颇受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过于重口供，为取得犯人认罪的供词，允许用刑讯逼供。而刑讯逼供的口子一旦打开，滥刑几乎无可避免。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此有幽默的描述：“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否则为什么这类记载，包公案、施公案等能成了传统的最销书呢？”

然而，如此审案程序，只能说是写“旧小说”之市井文人的想象，不可能是国家司法的制度设计，也不是真实的司法情景。中国古代虽说允许刑讯，但法律对于刑讯的使用其实有着严格的限制，尤以唐宋时期的“拷囚之法”最为周密。《唐律疏议》与《宋刑统》均规定：一名嫌犯不管庭审多少次，刑讯最多只能三次；两次刑讯之间须相隔二十日以上；刑讯只限用杖，杖笞的总数不得超过二百；嫌疑人所犯若是杖罪，则刑讯的杖笞数不得超过其罪罚之数；嫌疑人三度刑讯仍然拒绝招供，必须保释（犯盗、杀重罪之人除外）。

宋朝立国，对刑讯的条件限制更为严格。宋太祖曾下诏：“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未得掠治。”在没有佐证的情况下，不得对嫌犯用刑。太祖立法的本意，大概是为防止司法官滥刑，因为“时天下甫定，刑典弛废，吏不明习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

不过，这一立法却带来了一个悖论：如果“状验明白”、证据确凿，那又为什么还要逼问犯人口供呢？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一道诏令也许可以回答这个疑问：“自今获贼，如赃伏露验，事实显白，而拒抗不即承引及隐蔽徒伴者，许量拷讯，数勿过二十。”拷讯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审问出共同犯罪的同伙、破案的线索。

应该说，传统司法确实重口供，但相较之下，宋人更重证据。宋代也是司法证据制度得到空前发展的时代，诞生了《洗冤录》这样的司法检验学著作。《洗冤录》的作者——南宋提刑官宋慈提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今人以为口供是传统司法的“证据之王”，但宋慈显然不这么认为。检验所得的法医报告，其实是比口供更加重要的定罪证据。

一本宋代的州县行政—司法指南书《州县提纲》告诫审案的州县官：“凡事有涉疑似者，虽其辞已伏，亦须察之以缓，或终于疑罪须当从轻。”有口供而证据不足，不可以定罪，只能按“疑罪从轻”的原则作出裁决。

那么有证据而无口供呢？按《唐律疏议》与《宋刑统》的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据状断之。”意思是说，如果犯罪证据确凿，能够排除合理怀疑，那么即便犯人拒不招供，法官也可以根据证据作出判决，这叫做“据状定罪”。换言之，唐宋时期的司法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从前的“据供定罪”模式。

《宋史•张近传》记载了宋代的一起“据状定罪”案：前副宰相吕惠卿之弟吕温卿，因为胡作非为，“以不法闻”，大理寺正张近“受召鞫治”。哲宗皇帝告诉他：“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张近说：“法之所在，虽陛下不能使臣轻重，何况惠卿也？”审讯时，吕温卿一言不发，摆出“我有权保持沉默”的架势，始终“不肯置对”。但本案证据确凿，“温卿所坐明白”，法官张近又考虑到“倘听其蔓词，惧为株连者累”，也就没有要求吕温卿招供。在请示皇帝许可之后，最后“以众证定其罪”。这是发生北宋的一个承认犯人“沉默权”、以“零口供”定罪的案例。

由于《宋刑统》有“虽不承引，据状断之”之规定，我们相信宋代还应该出现过其他一些“零口供”定罪的判例。不过，应当承认，“据供定罪”还是当时主流的判决模式。我们也不能苛责宋人为什么不将“零口供”列为普遍的司法原则，以一千年前的刑侦技术，绝对无法做到“零口供”。同时期的西方司法虽然不怎么重视口供，却不能不忍受更荒谬的“神判”，一个人有罪或无罪，取决于上帝；说破了，其实就取决于运气。

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发展也确有令人遗憾之处，那就是唐宋时期萌发的证据重于口供的文明趋势，未能在后来的明清时代发展下去。《大明律》与《大清律》均删去“虽不承引，据状断之”的条款；同时补充规定“凡诸衙门鞫问刑名等项，必据犯者招草以定其罪”，又回到唐宋之前的“口供至上主义”旧路。

而且，唐宋法律对刑讯的种种条件限制，也被《大明律》删得干干净净；同时“拶指”、“夹棍”等以前列为非法的拷讯刑具也得到官方的认可。因此，刑讯逼供在明清时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泛滥之势，诚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说：“《唐律》于拷囚之法甚详，《明律》概行删去，遂无节度，遇有疑难之案，仁厚者束手难行，暴戾者恣意捶打，枉滥之害，势所不免。”但也不至如旧小说所写：“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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