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真如《延禧攻略》中英明吗？NO，这是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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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紫禁城。

47岁的乾隆皇帝发布了一道诏书：“从此以后，大清只保留广东海关对外贸易，其余一律关闭。”

从此以后，开启了“广东十三行”的黄金时代。

欧洲、拉美、东南亚的国家从自家港口出发，跨越万里大洋，最终汇聚到广州，只求与大清帝国做生意。

大清的丝绸、瓷器、茶叶，也翻山越岭来到广州，经十三行之手抵达欧洲贵族之家，在那个年代，它们是奢侈品中的爱马仕。

繁荣的贸易，让大家都很开心。

“广东十三行”每年上缴百万两白银的赋税，而其中的60万两，又进入皇帝的小金库，皇帝很满意。

台湾林爽文起义、川陕白莲教起义、河南剿匪、皇帝生日，十三行累计捐款近400万两，朝廷很开心。

伍秉鉴完成了无数个小目标，拥有2600万两资产，正儿八经的世界首富，商人们很兴奋。

皆大欢喜。

只有英国，愁眉苦脸。

广州通商的规矩，对外国商人不太友好。

他们不可以自由贸易。租店面、摆地摊统统不行，只有经过“十三行”的商人，才能完成交易。

有中间商赚差价，想富裕，没门！

他们在广州的行动也受到约束。只能住在规定的宾馆，想出门看看广州的风景，还得等到规定的日子，就像农村逢三、逢五的赶集一样。

他们还不准带老婆，有需求自己解决。

商人重利轻离别，原本这些也不算什么大事，飘洋过海而来，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忍。

可外国商人连钱都赚不到。

大清的茶叶、丝绸、瓷器是英国特别依赖的奢侈品，但英国的纺织品、呢子大衣、胡椒、檀香却卖不动，货物积压很严重。

就连交易的货币，也对自己不利。

那时的英国实行“金本位”，而大清用的是白银。所以来广州做生意之前，还得把黄金兑换成白银，这样一来，利润又被刮去一层。

而入关的税率更狠，高达20%。

英国人很郁闷：“想赚点钱，怎么就这么难？”

19世纪初的英国，已经是“日不落帝国。”

在取得美洲、非洲的庞大殖民地后，英国将触角延伸到亚洲，并试图向古老的中国发起挑战。

既然拥有雄厚的资源，英国很快找到一种独特的商品。

这就是鸦片。

最初的鸦片，是作为一种药物来使用的。

英国常见的“巴拉高利糖”，直到1920年还用来使婴儿安静。而美国的可口可乐，也在里边添加了微量的可卡因。

但工业革命的发展，让高纯度鸦片成为可能。于是，英国就把提纯后的鸦片运到中国，成为其扩大贸易的绝佳利器。

而大清帝国的人，正好需要这种神器。

政治的高压，让文人不敢乱说话，“清风不识字”都能被杀头，还敢议论时事？不如神游太虚。

农村的贫瘠，让农民常年处于饥饿状态，鸦片正好可以“抗饥耐劳”，能省不少粮食呢。

社会的消沉，让贵族、官员、豪商再也没有祖先的勇烈，而沉溺于提笼架鸟的悠闲。鸦片，正好作为富贵的象征。

一枚小小的鸦片，成为夺命的子弹。

古老的大清帝国、一日千里的大英帝国，在历史的拐角处迎面相遇。

风云际会。

1838年，一封报告被送到道光皇帝的手中。

写报告的是林则徐。

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的眼光，还是很精准的。

1820—1840年间，英国已经用鸦片赚了将近一亿两白银，而白银的流失，又造成大清的银荒，也就是“通货紧缩。”

国民的手中没钱，购买力下降，经济下行。

在一些大的城镇，几乎是烟馆林立，大烟鬼有成千上万。为了分享利润，官员、军队成为国内的鸦片分销商。

比如广东水师，就和英国鸦片商约定“每箱鸦片收5万到10万”，甚至把战船变成走私船。

这是“鸦片战争”前两年的景象。

道光皇帝也知道，禁烟势在必行。

1838年11月15日，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清查鸦片贸易。

禁烟，就是砸人饭碗。

他命令鸦片商人三日内交出所有存货，并保证永不再犯。但涉及身家利益的事情，没有人会轻易屈服。

林则徐愤怒了：“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做到。

1839年6月3日，“虎门硝烟”开始。广东的所有高级官员全部参加，还有鸦片商、外国领事、记者、传教士。

唯独没有英国人。

英国，伦敦。

国会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讨论，题目是：“到底要不要出兵，教训一下落后的东亚人？”

林则徐销毁鸦片，砸了英国的饭碗。

而一年前的英国水兵醉酒打死广东村民，没有按照林则徐的要求审判，又被禁止一切贸易、驱逐出境。

眼看着滚滚财源被截流，英国急了。

大清帝国的庞大，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相隔万里大洋，一旦开战，到底能不能打的过，谁都心里没底。

就在这时，一个特别熟悉大清的人说话了。

他叫小斯当东。

46年前，他和父亲曾跟随马嘎尔尼出使，亲眼见过乾隆皇帝。一路上，“康乾盛世”的景象让这对父子终生不忘。

小斯当东拍着胸脯向国会议员保证：“大清帝国除了国土庞大，它早已落后英国200年。”

既然如此，那就不妨一试。

1840年6月，40艘战舰、4000名士兵跟随总司令义律，来到广州海面。

他们不会想到：

一场很小的军事行动，却像蝴蝶的翅膀，掀起了东亚的百年飓风。

道光，是一个矛盾的人。

1791年，他跟随爷爷乾隆皇帝去打猎，亲手射中一头鹿。那时他才10岁，不过是上小学的年纪。

1813年，天理教徒攻击紫禁城。他拿着一把鸟枪冲上城头，与大内侍卫们站在一起，并且亲手击毙2名敌人。

那一年，他32岁，正值壮年。

年轻的道光，也曾是勇敢、忠烈的战士，他愿意为了皇家的荣誉而战，为了帝国的安稳而战。

谁让他是皇长子呢？

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可当英国的军舰在海上纵横时，道光皇帝却又不复当年的勇气，显得犹豫而昏聩。

1840年8月，英国军舰抵达天津大沽口。

道光从来不敢想象，远在广州的敌人，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兵临城下。那么，从天津到北京，又需要几天？

他不禁想起27年前，站在紫禁城头的光景。只不过，那时的敌人是拙劣的暴民，而现在的敌人有强大的军舰。

而且，道光已经59岁了。

一生的操劳早已耗尽他的血气，面对兵临城下的英军，道光甚至不敢亮剑。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息事宁人，安度晚年。

当英军提出“通商”和“惩办林则徐”时，道光几乎不用想就同意了。只要英军不在他眼前晃悠，怎么着都成。

天下即朕，朕即天下。

但他的内心毕竟还残存一丝丝当年的豪气，当大沽口的威胁解除后，他还是渴望夺回失去的国土。

2年间，大清帝国就在道光的心思间摇摆。

1842年8月29日，耆英和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

8年后，道光去世。

大清帝国的纷纷扰扰，与他再无关系。

大变革的时代，最容易见人心。

1841年2月，英军以10艘战舰、3艘汽船和登陆部队，猛攻靖远炮台。而守在这里的关天培，身边军队只有400人。

别人都撤退了，他也可以撤，没人会怪他。

可这位61岁的广东水师提督，没打算撤退。当了一辈子军人，骄傲了一辈子，他不愿意在退休的年龄做逃兵。

关天培受伤十几处后，最终中弹牺牲，犹双目紧闭，站立不倒。

其余的400守军，也无一生还。

1842年4月，英军以百余艘战舰、一万陆军进攻吴淞（上海）。两江总督牛鉴逃走，但江南提督陈化成留下了。

他也可以逃，但他决定马革裹尸。

陈化成带领几十名亲兵，守卫在孤立无援的炮台上，他们朝着前进的英军射击，一炮又一炮、一枪又一枪。

就算不能扭转战局，但求无愧于心。

视死如归。

1841年7月，6600名英军击败镇江城外的绿营，开门进城。但在镇江城，他们遭遇了巷战。

阻击英军的，是1500名蒙古八旗。最终，副都统海龄兵败自杀，八旗兵战死600人。

他们没能阻止镇江陷落，但是尽力了。

而长江对岸的扬州，却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富甲天下的盐商、地主们，主动凑了50万两白银交给英军，作为赎城费，希望不要来打他们。

如果用这笔钱来招兵守城，是不是更好？

看来，“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光荣传统，也不是慈禧老太太的专利。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洗牌的时代。

有的人希望苟且，有的人力求牺牲；

有的人看到黑暗，有的人看到救赎；

有的人守护荣誉，有的人扔掉节操；

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琢磨的是人心，最伟大的也是人心。时代的浪潮一遍又一遍冲刷着人心，淘汰了渣滓，留下了伟大。

当一切尘埃落定，历史会给出公正的评价。

有人说：“如果不是满清，中国不会如此。”

恐怕未必。

170年前的世界，是欧洲跑马圈地的时代。

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就开始迈入工业文明的进程，为了这个时代，他们已经准备了500年。

500年的技术创新、财富积累、社会变革，远远不是中国换一个皇帝或者王朝，就能改变的。

鸦片战争，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必然的交锋。

不是英国，也会有法、德、美......

不是鸦片，也会有其他什么片。

当一个又一个的帝国倒在坚船利炮之下时，大清帝国想要独善其身，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大争之世，不进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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