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辞赋创作与文学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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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晋文学自觉的社会背景

清代学者皮锡瑞说过：“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前者是指社会发展变化对学术走向的外在制约，后者是指学术自身不能由外力改变的凝固性。魏晋时期的学术也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整合下，表现出自身的时代特色。

而文学同样如此，社会发展对文学发展存在着外在制约，而文学自身也有不能由外力改变的凝固性。就前者来说，东汉末年至两晋时期，各方军阀不断相互攻伐，一时间烽烟四起，导致民生凋敝，生灵涂炭。这一时期没有隐居山林的文人集团不得不依附于各个政治集团，同时也深受政治集团的左右和迫害。

动荡的时局带来的思想动摇改变了“独尊儒术”的思想教育方针，再加上这一时期儒释道开始合流，玄学逐渐兴起，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学也由此出现衰落的现象。文人的心态也由此发生变化，开始关注自我生命的价值与审美的生活情趣。 因此文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对时局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的精神世界作出反思，混乱动荡的社会环境也促进了他们的思想解放。文学由为政治和教育服务走向自觉。二、魏晋文学自觉在辞赋创作上的表现

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要从文学作品和创作主体两方面来看。以汉赋为例，自汉初起，汉赋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服务——一则描写帝王游猎，二则渲染城市宫殿。随着西汉初年休养生息政策的实行，国家政治经济百废俱兴，国力逐渐强盛为赋的兴起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再加上统治者对赋的喜爱与倡导，所以文人竞相以赋争能。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儒学的地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此时的大量辞赋作品充斥着对儒学的宣扬。

文学创作重政治和教化功能的特点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重要文学作品中都得以体现出来。的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清代著名学者何焯评价《上林赋》说：文之局极开，文之法极细。意在讽谏，而先若盛称其美者；政欲于热闹场中，下一转语，使之回心易虑，此所以为讽耳。（ 《古文辞类纂评注》 ）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评价《子虚赋》：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