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四唯”危害更大的是“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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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军
这个标题想阐发的意思完整准确地表达，应该是《在人文学科评价中比“四唯”危害更大的是“唯项目”》。因此，我们下面要谈的主要是人文社科领域，尤其是属于人文学科范围的人才评价问题，不具有普适性。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特此先做说明。注意到网上有篇文章，标题叫《人文学科项目至上：全世界最恶劣的学术管理》，本来说的有些道理，但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获得更高点击率，网站编辑（或者作者本人）取个有“标题党”嫌疑的题目，动不动就“全世界”、“全人类”、“最最最”等等，心不平气不和，那样也很不好，有哗众取宠、误导公众之嫌。
所谓“四唯”是当下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直接源于前不久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出台文件的五部委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其最重要的“任务依据”是习总书记2019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可见，这个清理“四唯”的活动可能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更具针对性。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四唯”现象毫无疑问也是存在的，同样是需要清理的。《通知》上教育部就列了清理“四唯”的相关清单。我们认为，若单就人文社科研究人才评价来说，“唯项目”的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造成的巨大危害在很大程度上要远远超过另外的四个“唯”，值得引起特别关注。
毋庸讳言，整个科学研究、高等教育系统都存在“四唯”问题。这“唯”那“唯”，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刚性的量化学术评价机制、人才评价机制。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大学量化考核问题的症结所在：“高校学术研究出了问题，是教师的问题、学生的问题和大学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都是师生和大学的错误。学术道德的丧失、学术规范的缺失，与量化的职称评审制度和学术评价标准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师评职称严格规定要发多少篇论文，并且多少篇是核心期刊论文，要出多少专著，主持多少课题，等等。本科生保送研究生要公开发表多少篇论文，硕士生和博士生毕业必须公开发表多少篇论文。总之，一切以数量多少来衡量一个人才的质量高低。这种量化的评审制度和评价标准，让大学师生疲于奔命，是导致学术造假的根源之一。”（《必须改革刚性的学术评价机制》，见《科学中国人》2009年第6期）
论文、职称、学历、奖项，加上项目（或称“课题”），总计五项，可称为“五唯”吧。这中间，学历、职称都是需要论文（还有专著）、项目、奖项等“硬件”来支撑的，论文等是更基础的条件或前提。而在论文、奖项、项目这“三唯”中，项目更是占有独特的地位和绝对的优势，它在一定程度才是真正的“唯”，是无可替代的王中之王、“唯中之唯”，是可以一票成全你，也可以一票否决你的“唯他爹”、“唯他妈”。
我对大学熟悉一点，就说说高校的情况。比如东部某高校副教授晋升人文社科类教授（正高职）的科研必备条件，包括项目、获奖、专著、教材、论文、咨询报告等若干项，满足其中2项或以上即可达标，但第1项为“必备项”，具体内容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或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2项。”显然，这里“论文”、“奖项”都还不够“唯”的资格，它们彼此可以互相代替，也可以用别的选项如专著、咨询报告来代替，科研项目才是真正定于一尊的“大哥大”。在教师的聘期考核中，项目及其经费同样也是有非常刚性的数量要求的。这样的学术评价制度设计，其实在众多教育部部属高校中是大同而小异的。省属高校估计也差不多，只是少数条文、某些具体指标会有些差别。
普通教授自然都想当博导（也有高校副教授带博士），但那是需要遴选和竞争的。而某高校“博士生导师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基本要求”一般是近5年来的科研工作至少具备5项条件中的2项或3项，这5项涉及科研项目、学术论文（包括篇数和级别要求）、学术专著（第一主编的教材也可算）、奖项（要帯国徽印章的）、研究报告（被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也要帯国徽的章子的）等。后面4项一般是只要任有1项达标就行了，它们属于“选修课”范畴，真正的“唯”还是项目这门“必修课”，是“必备项”：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或主持部级科研项目2项，或累计科研经费在多少万元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万般皆下品，唯有项目高。”因此，有些人只要拿到了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尤其是重点项目、重大项目，教授、博导也就指日可待。已是教授、博导的更加牛气冲天，更好的待遇、更高的荣誉会频频招手。而要当博导，哪怕再没有学术水平，研究能力奇差，但花个六万八万弄两个书号出两本水货“专著”，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出版社早已企业化市场化了，拿钱补贴出书早不是什么秘密。1个项目+2本“专著”=OK。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项目的“含金量”有多高了。有了项目，有了充足的经费，不仅出版所谓“专著”没有问题，而且发论文包括到海外发表国际刊物论文（据说国外刊物并不都那么神圣，有的花几万元发一篇，水平参差不齐），也有了底气和经济支撑。至于获奖等等，就是手到擒来的副产品了。
陈平原
北大陈平原教授谈及科研项目与学科水平的关系时，有段话说得很到位：“我不觉得项目经费与学科水平有直接关系。我常说，人文学如此拼项目是不对的。因为，给钱不一定就能做出好学问。经费和学问是两回事，在很多人那里，甚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喜欢‘独行侠’，千里走单骑。学科不一样，一个好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不需要很多帮手，也不需要很多课题费的。关键是心境、时间及空间。”（《人文学科的评价标准》，见2019年4月6日《中华读书报》，以下引陈文，同上）的确，人文学科，传统的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个体性很强的慢工出细活的工作，无须“大呼隆”，不能“打群架”。钱锺书先生说得更加形象有趣：“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老这里大概也是就人文科学研究而论。笔者所了解的国学大师钱基博、张舜徽，哲学家韦卓民、詹剑峰等一流学者在世时，似乎什么项目都没有做过，什么基金也没有拿过，反倒做出了足以垂范后世、泽被学林的巨大成就。
钱锺书
当然，不同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研究，社会科学中需要进行大规模社会调查、资料搜集整理的研究工作，那种新型智库类的“顶天立地”研究，设立相应项目，尤其是采取重大项目集体攻关无疑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有些学者既做项目，也做学问，二者有机结合，并且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全国首批长江学者之一的徐勇教授的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国家项目、省部级课题都是比较好的，有价值的，评审、考核也是严格而规范的。但中间的漏洞和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想进一步强调的是，即便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其中的基本问题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相关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也是不需要编“大预算”，搞“大项目”，整“大团队”，来发动众多年轻教师，一届又一届博士硕士生前赴后继的。陈平原教授尖锐指出：
有些擅长编列预算做大项目的，把很多年轻学者拖进去，把一届届博士生、硕士生也拖进去，弄不好，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呀！我们培养博士，是希望他们训练有素，独立思考，将来才能走出一条新路。若都投进了老师的项目里，以后他们毕业了，怎么可能独当一面，迅速成才？博士论文是通过了，但出去以后怎么办？他不太可能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能力的。正因此，我不太喜欢“领军人物”这个词。
的确如陈平原教授说的，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老板型”（或曰“包工头型”）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虽不学却有术（公关之术），一个个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纵向课题、横向课题拿回来，一拨本来年轻有为、富有潜质的优秀青年教师，一届届风华正茂的研究生都被拖进去（或主动投奔而去），做一些既无学术含量，其实也毫无应用价值、现实意义的所谓“成果”，这种“聚天下英才而毁之”的做法，让人看了既着急又痛心，但也无可奈何！由于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人才考核体系是“谁有项目谁是爹”；有了项目，职称、待遇、荣誉、地位都会跟着源源而来。捏着鼻子哄眼睛，最后遭殃是国家。显而易见，对于不同学科、不同类别、不同领域的人才，评价的多元化、多样化非常必要。人文学科不搞简单的量化考核、项目至上后，谁来进行评价，如何评价和管理？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严格科学的同行评议机制；把适度的量化考核和规范的同行评议结合起来，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评价制度势在必行。而在现行大环境大背景下建立起这样的机制并不容易，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但不一步步去做，不试着去破局，不在破中有立，则永远无法进步，永远没有希望。
《全宋文》
《全宋诗》
《全宋笔记》
当然，人文学者也与项目和金钱（经费）无冤无仇，人文学科也不是拒绝一切项目。像过去的《二十四史》的校勘，近些年的《全宋文》、《全宋诗》、《全宋笔记》整理刊行，夏商周的断代工程，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等等，也都得到国家不同形式的大力支持包括项目资金。但人文学者即便是拿了项目，得到经费支持，也应该以项目推出的成果来论英雄。诚如陈平原教授说的：“我不反对年轻学者积极申请课题费，但你拿到了，必须心里明白，这跟学问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必须等课题完成，著作出版，且得到学界好评，这才可以挺直腰杆。”这个道理其实对社会科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来说，也是适合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评职称、评博导、评各种头衔和荣誉，只要你拿到了项目，不管做了没做，做完没有，做完了也不管项目成果水平如何，有无真正的创新价值，同行是否认可，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把项目本身就作为重要成果看待了。项目等同于成果，项目等同于水平，项目等同于学问，项目等同于影响，如此等等，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个别项目做得再水，再没有价值，也无人问津。有些被学界同行、身边同事公认的教学水平极差、学术没有入门的能人，但因为会拿项目，会搞公关活动，会组织团队，照样风调雨顺，一路凯歌，而那些只会老老实实做学问不会拿课题的真学者气得吐血，又徒叹奈何！
大家知道，那些极少数只会做项目的“老板”、“包工头”及其所谓团队，尽管暂时也受益了，沾光了，但背离学术常识和研究常规，走的是旁门左道，甚至是歪门邪道，久而久之必然“自废武功”（也有的本来就没有什么“武功”的“李鬼”），成为教育界的“高等废物”，成为学术界的反面教材和笑柄；那样的假学者、伪学者会让学界同行、让真正的好学者嗤之以鼻，最终也会让自己醒悟了的门生弟子瞧不起。但除旧布新，光靠学者自律远远不够，政府政策的调整，学界风气的转变，相关部门包括大学的评价制度改革等等，都需要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有所作为，形成合力，推进改革。如果“唯项目”这个怪病长期不得根除，优良的学术传统、基本的学术规范、创新的学术成果、杰出的学术人才，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不走出“唯项目”的歧路，中国的人文学科学研究便会在学术“野狐禅”的戈壁荒漠中迷途难返，最后陷入绝境。在人文学科评价中，“唯项目”可以休矣！
（载《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12期）
作者简介：范军 1961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与产业、出版史、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合著）等；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等，并有4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登。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并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人物类）、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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