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而不幸”的首个“破产人”还完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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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万元，是梁文锦35岁时的欠债金额。他有12个债权人，包括八家银行和四家互联网借贷平台。

　　这都是当下再常见不过的借贷方式。小额信贷，门槛低，随用随借。此后，利息、违约金叠加经营不善、个人经济恶化等原因，最终使借款人在资金海洋中沉没。

　　6月23日，梁文锦像平时一样6点半起床去公司。欠债3年来，他第一次感到，悬在头顶的还债压力已经卸下。他舒展眉头，看看车窗外的风景，内心释然。

　　6月2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梁文锦送达民事裁定书，裁定他的个人破产重整案已执行完毕。这几张薄薄的裁定书，对他来说，力有千钧，自从破产危机爆发后，他的内心第一次安全着陆。

　　作为我国境内首宗个人破产案的申请人，梁文锦因此获得了经济“重生”。从破产到申请，从法院受理，再到执行完毕，梁文锦的个人破产案，完成了首尾衔接的程序闭环，在个人破产的司法实践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梁文锦曾说，不管是他还是别人，总会有“第一人”出现。既然成为了“第一人”，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鼓舞更多“诚实而不幸”的破产人。

　　跌下债务悬崖

　　2018年，32岁的梁文锦开始创业，项目是蓝牙耳机，他本身是消费电子行业的工程师，产品研发对他来说是本行。

　　创业之前，他已经在深圳工作了十年，其间，他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头几年，他没存下什么钱。2018年，他攒了20多万，全部用于创业。

　　2019年9月，他带着自己开发的产品到香港参加展会，但没有找到客户资源，他回深圳继续改进产品。2020年初，梁文锦一边继续完善蓝牙耳机，一边借势转向防疫产品开发，生产额温枪。

　　后期投入产品研发的资金不够，他从信用卡、小额信贷等渠道借款。梁文锦还使用了支付宝、京东白条等平台，借的时候手机简单操作就能到账，他没有考虑太多。

　　前期进行市场调查时，梁文锦确信，额温枪需求旺盛，但等产品真正出来时市场几乎饱和，没有人买，销路依然打不开，他只好以单卖配件的方式销售给其他厂家。

　　2020年6月，梁文锦似乎已经预见了结果，但他没有下定决心关闭公司，他抱着一丝希望，希望生意有所好转。他完善了蓝牙耳机的设计，做好了样品和市场物料，“很多客户希望先把产品做出来再去卖，但当时已经没有资金投入了。”

　　2020年的6月到9月，是催款电话最频繁的时期。有时是银行发来短信，有时把信函寄到老家，有时是第三方催款公司打来电话，电话里常常要求，“今天下午三点前必须还，不然就要起诉。”一些信用卡已经逾期两个月，有的信用卡已经开启了账户监管，也就是说，即便梁文锦把钱还进去，有了额度，也无法再刷卡使用了。

　　在此期间，他还有三名员工要发工资，他硬撑着，从这家信用卡挪钱，去还那家信用卡，从这家小额借贷平台借钱，填补另一个平台的欠款。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在2020年9月无法继续。那时候，信用卡和各类网络平台的额度已经见底，从前的方式无法复制，三位员工遣散。

　　再往后，资金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个人生活成为问题，梁文锦决定放弃公司，重新成为一名“打工人”。

　　34岁的梁文锦找工作还算顺利，只花了一个月时间。2020年11月1日，他重新找到了一份电子行业的工作，担任产品设计工程师。12月份发工资，他第一时间给各个欠款的银行还款，每家还上几百上千元。刚上班的两个月，没有多少工资留给自己。

　　编号为“1”的受理文书

　　2021年春节，梁文锦刷短视频的时候，第一次听闻“深圳个人破产条例”。3月1日那一天，国内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根据规定，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可以依法进行破产清算、重整或者和解。

　　《条例》对梁文锦来说是救命稻草。梁文锦不知道他是否符合条件，也不知道申请破产会对自己有什么帮助，无论如何，他想试一试。

　　3月10日，梁文锦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个人破产申请书，阐述了破产原因、破产经过，提交了个人的社保证明、收入证明等材料。

　　也是在这个时候，法院指定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作为梁文锦的破产管理人，由刘胜军律师及其团队来具体负责，他们要全程指导和监督梁文锦完成破产程序。刘胜军律师首先要做的事是审核材料，调查梁文锦三年来的资产情况。

　　居住条件也是核查的一部分，第一次去梁文锦家里的时候是晚上，刘胜军觉得当时他家里的氛围比较凝重。刘胜军以前代理的更多是企业破产，自然人破产他是第一次介入。对于他们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过程，“它是第一宗破产重整案件，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将来会怎么样，心里是没底的。”

　　比如简单的文书制作，没有现成的格式和版本，只能自己创立一种格式，这是首宗个人破产重整案件的“破冰”过程，没有案例可以参考。当破产人“诚实”的时候，破产管理人调查过程会相对顺畅。一个月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梁文锦去接受询问。

　　问询结束之后，回去等通知，这又是一个“七上八下”的过程，5月11日，梁文锦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正式受理通知。看到受理文书上的编号显示“1”，他才知道，自己是深圳第一宗正式受理的个人破产重整案件。

　　申请破产时梁文锦一共欠下75万多元，本金675000元，8万多元是利息和违约金。制定破产重整计划前，破产管理人要和每家债权人初步沟通，协商每月如何分配款项。6月22日，法院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时，一次性高票通过了梁文锦的重整计划。

　　重整计划显示，每个月梁文锦要还款22000元。梁文锦家里有五口人一起生活，夫妻二人、两个孩子还有他的母亲，五口人租住在35平方米的城中村里，加上小孩上学等日常生活每月大概开支7700元，刚好由梁文锦爱人的收入来负担。当时，梁文锦没有房产、车辆，有两个专利和3万多元存款。自从梁文锦开始走入个人破产程序之后，催债的电话逐渐少了。

　　一年内涨薪两次

　　2021年7月19日，梁文锦的个人破产重整计划得到了法院的批准。裁定书显示，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将实现债权人本金100%清偿，债务人免于偿还利息和滞纳金。

　　同时，在重整计划期间，梁文锦的消费会被限制。此后梁文锦开始了节衣缩食的生活，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上班，午饭从家里带。节假日，一家人也几乎不出去吃饭。大的孩子刚开始上初一，已经懂得家里的境况，“不会提出过分的消费需求”，看见同学穿一双几百元的球鞋，他可能也想要，但仍然穿着几十元的白色回力布鞋。法院提供的限制消费清单，对他来说没有太多意义，在破产之前，他本身也过着一种朴素的生活，没有高消费、讲究享受的习惯，连打车也很少。

　　每个月的15号他都要在“I深圳”APP里上传自己的消费凭证、收入凭证。要把每一项消费截图，分类整理成表格，核对好，再去APP上一项项填报。刚开始的时候，整理凭证这项工作，他几乎要花三个小时。

　　刘胜军说，虽然梁文锦很快找到了工作，但是收入几乎都拿来还债，心理压力很大。

　　有时半夜三更，梁文锦会给他打电话，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梁文锦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忙，偿还压力大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倾诉的出口。除了指导和监督，刘胜军还要扮演抚慰和鼓励的角色，这和办理企业破产案件不同。“他是自然人，是活生生的一个主体，所以在这个制度实施的过程中，除了严格的监督，还有一个温度的问题，和债务人沟通还是要讲究人文关怀。因为如果他身心不健康的话，也影响重整计划的执行。”

　　梁文锦工作很拼，晚上常常加班到10点多，周末没有个人生活。努力工作一年后，梁文锦的专业技术能力得到认可，2021年12月份，他有了加薪机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了30%，半年后又涨了一次，两次加薪，大大缓解了他的还债压力。

　　加薪之后，梁文锦没有增加还款数额，依然按照22000元的计划归还，他说，要考虑生活当中的意外情况，正是疫情之年，身体健康需要保障。每个月，还完22000元之后，他把多余的钱存下来，直到2023年4月份，存款已经足够支付剩余的所有债务，他选择一次性支付23万元，提前15个月把本金全部还完。

　　全部还完那一刻，他的银行卡里只剩500元钱，但马上会有新的工资进账，他觉得，天亮了。

　　6月20日，深圳中院依法裁定梁文锦个人破产案已执行完毕，8万多元的利息得以免除。至此，“全国首宗个人破产案件”画上了句号。梁文锦一共偿还了21期，刘胜军粗略计算，如果不进个人破产程序，利息和滞纳金会持续计算，梁文锦可能在原来的基础上还需要多付30多万元的利息。

　　回想整个过程，最值得庆幸的是，三年来，梁文锦的家庭关系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他的爱人也有无法接受、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这么多钱，什么时候能还完？”但破产重整计划，仍然是一个看得见希望，也执行得下去的方案，他的爱人选择全力支持。有时候只是一句简单的“慢慢来呗”，梁文锦也会觉得感动。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更加确信家庭的稳固性和重要性，“我们都相信以后会过得越来越好”。

　　更多的“破产人”

　　除了梁文锦的案件，刘胜军这两年还同步参与了四起个人破产案件，他举例说，有一位破产申请人，离婚的时候把财产全部归了另外一方，刘胜军很警觉，“会不会是逃债？”所以前期调查的过程，需要核实离婚的时间，以及负债形成的时间，调查结果显示是离婚之后负债，那么离婚时财产分割的情况就可以忽略。

　　另外一个案子，虽然进入了程序，但申请人有很多顾虑，担心在老家的债权人知情后，影响到还在老家生活的父母，他在规定期限内，没法提交完整的重整方案，最后退出了程序。

　　在“中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和“深圳个人破产信息网”上，截至目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共公布了两宗终止个人破产重整计划执行的案例。

　　其中一个案例的裁定文书显示，2017年至2019年期间，林某与朋友合伙开了多家服装店，并通过借款的方式来维系店铺的日常经营。2020年，服装店陆续倒闭，而林某的借款总额(包括本金和利息)达到了130万余元。2021年5月11日，林某向法院申请了个人破产，当时，他仅有1200元现金财产，以及一份月薪3500元的网约车工作。

　　2021年9月17日，深圳中院裁定批准了林某的重整计划，他需要在5年内以现金的形式清偿约69万元的所有债权本金。2023年6月，由于林某无法继续执行重整计划，他的管理人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向法院申请了终止执行。

　　除去少部分退出程序、终止程序的案例外，截至目前，深圳中院共收到个人破产申请1635件，已立案审查411件，裁定受理破产申请117件。经过审查后很多申请人不符合标准，因而裁定受理申请比例不高。《条例》规定，发现申请人基于转移财产、恶意逃避债务、损害他人信誉等不正当目的申请破产的，或者有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等妨害破产程序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破产申请，无法进入破产程序。

　　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副署长徐胜芳解释，劝退的申请人中，有的不如实报告个人债务，前后相互矛盾；有的不符合社保缴纳要求，没有在深圳连续缴纳社保三年，或者经常居住地不在深圳；有的在工作人员一对一的辅导之下，依然无法梳理负债经过；有些人负债是因为赌博等违法原因。这些都不符合申请条件，会在辅导阶段被劝退。“我们还是能够拯救一些真正的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向社会传递个人破产并不等于欠债不还这样的积极观念，防止破产程序被滥用。”

　　辅导过程中，对那些处于人生低谷，压力大以至于在辅导时崩溃的人群，管理署的工作人员，也要掌握必要的心理辅导技能，给予安抚。徐胜芳说，破产重整计划一般是三至五年，目前一些申请人仍在执行程序中，像梁文锦一样提前走完全程的目前只有一个，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样本。

　　截至2023年7月6日，管理署共收到个人破产申请前辅导预约1943人次，组织完成辅导1801人次。发放申请前辅导回执并向法院推送辅导材料734人次，劝退不符合个人破产申请条件的辅导对象774人次(占比超50%)。

　　并非“讨债天堂”

　　有声音质疑个人破产制度是“逃废债的工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尽力履行债务。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破产法学会会长徐阳光解释，这种对个人破产制度的质疑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对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文本以及研究成果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实际上我们确立了严格的资产状况调查，赋予了债务人严格的申报说明义务，规定了破产撤销权制度和无效行为制度，同时对免责设定了严格的条件，再加上非常专业的案件审理流程设计，这些都是打击和防范债务人逃废债的有效法律手段。”

　　徐阳光表示，首宗案件的办结探索出了一套不同于企业破产的审判流程和文书格式，也为个人破产制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救济途径，“诚实而不幸”的普通人有机会通过个人破产制度卸下债务包袱。

　　对于大众常见的理解误区，徐阳光总结了四个方面，第一，不是所有的申请者都能进入个人破产程序；第二，不是所有进入个人破产程序的债务人都能获得破产免责；第三，获得破产免责的人也并非能够免除所有的债务；第四，个人破产免责并不免除担保人的责任。此外，如果再出现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法院可以依法撤销做出的免责裁定。徐阳光说，“这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理念的制度，它可以帮助债务人东山再起，重回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也有很多打击债务人逃废债务的规定，保证了个人破产制度不会沦为债务人逃债的天堂。”

　　今年三月底，深圳公布的数据显示，深圳商事主体超过了400万户，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商事主体总量、创业密度稳居全国第一。

　　刘胜军觉得，城市的创业力量活跃，这样的经济氛围搭配上切实可行的个人破产制度，一方面是鼓励创新，一方面也是宽容失败。“鼓励他们往前冲的同时，这一部分掉队的诚实而不幸的人，给他们制度上的保障。”在他看来，个人破产制度，对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是用时间换取空间，但这条道路不是免债天堂。

　　个人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后，梁文锦去查了自己的征信，仍然有几十条逾期记录，最长的逾期30多个月。

　　刘胜军律师说，债权人银行会对有关事项进行处理；如果银行未及时处理，管理人也会致函给银行，提请其处理；此外，梁文锦也可以申请法院向征信管理部门出具诚信履约证明，进行信用修复。

　　梁文锦期待着自己的征信早日修复。刘胜军形容，这个过程将债务人“激活”了。从旁观者的视角，他看到了梁文锦的变化，从压抑沉闷到踏实安稳，最后豁然开朗，“因为他能够看到曙光，有希望就能激发他内心的冲劲，人最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

　　6月，梁文锦带着记者去了他曾经创业的地方，三年过去了，公司原来的办公室虽然已经租给了别人，但是原来的形象墙还在，没有变化，梁文锦触景生情，有些伤感。

　　让人意外的是，刚从创业失败阴霾中走出来的他，未来仍然想要创业。梁文锦37岁了，没有多少储蓄，不知道自己还能打多少年工，也许迟早都要自谋出路，差别在于，他会选择更稳妥的创业模式，会留下足够的钱，保证家庭安稳。

　　最近，他重新租了稍大一点的房子，闲暇时间更多用来陪伴家人。“第一人”的历史翻过去了，他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实习生 王艾琳（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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