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和平发展何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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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

　　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同西方现代化有何不同？中国靠什么实现和平崛起？“道中华”对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我们说现代化，往往是以西方为参照的。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既有理性精神和科学革命的背景，也经历了殖民扩张、帝国主义，犯下了许多罪恶，为什么西方会走这样一条道路？

　　王义桅：在人类历史上，西方率先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国家认为，其他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得走西方道路。于是有了现代化的三段论教条：

　　一是，现代化等于先进，落后就要挨打，成为所谓现代化铁律。欧洲人将现代化等同于现代文明。二战结束后美国代之以“发达—发展中—欠发达”叙事，对此有了新包装，发展经济学滥觞于世，后来还塑造为“华盛顿共识”，以新普世价值面目出现。

　　二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学现代化就是学西方。西方成功了，要追根溯源，就把西方文化说成是普世的。

　　三是，要实现西方文化就得“去传统化”。土耳其是典型例子，要实现现代化，那就要走西方的道路，要去搞世俗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没有走西方的道路，又没有依附于西方，更没有“去传统化”，而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打破了“现代化—传统文化”二元对立的伪命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义。

　　那么，为什么西方传统文化中有理性精神，却经历殖民扩张，犯下滔天的罪恶呢？主要原因，首先从源头来看，西方文明起源于希伯来和希腊。希伯来文化确定了一神论，把自己认为是神圣的，以神的名义侵略扩张被说成是输出文明，纵使犯下滔天罪行也是忏悔了事，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创作的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此进行了理论化包装。

　　希腊是海洋文明，稀缺性是短板，要通过贸易来解决这种稀缺性，而贸易就要签订契约，一旦不遵守这种契约，战争就成为普遍现象。于是就以神的名义将契约神圣化，所以才有诸神。

　　欧洲经过黑暗的中世纪，将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现代性(modernity)的概念便由此诞生。

　　西方的现代化叙事，是典型的把传统和现代进行割裂的一种叙事。同时，传统文化良莠不齐，但胜利者赢者通吃，把自身文化中“恶”的一面也说成是“善”；不少其他文化对西方以文明自居和对世界的掠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甚至放弃自己传统价值而认同所谓“神圣”的“普世价值”，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性的扩张，以及西方主导下全球化的逻辑。

　　记者：中华民族历史上也经历过不少战争，我们也有尚武精神，但为什么总是把和平放在第一位？

　　王义桅：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确有战乱，主要表现就是争夺中原、一统天下之战。

　　游牧民族的生存资源比较稀缺，常常掠夺中原农耕文明，争夺正统的战争此起彼伏。但中华民族精神强调大一统，天下定于一，最终还是要靠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所以中华民族有尚武精神，但也崇尚武德：“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例如长城的修建。正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和平的民族，实在不愿打仗，才会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修长城。中华民族从本质上不富于侵略性，世世代代修长城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一点的证明。

　　再比如和亲。通俗地说就是政治联姻，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传统政策。由于有着征战、讨伐等激进手段所无法取代的作用，和亲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青睐。

　　中华文明主要是农耕文明，自给自足，不是西方那种稀缺型、扩张式的海洋文明。农耕文明强调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海吃海，因此不倾向于掠夺扩张，即便战争也倡导“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中国人看来，战争是凶器，是不祥、不道德的，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强调“和为贵”，虽有尚武精神，但是追求自立自强，以防卫为先，而非好战惹事。

　　团结包容是中华各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以武力开疆拓土的强大民族，在中华文明浸润下，都走向了化武崇文之路。即便在国力最鼎盛的时候，中国也从未向外征服扩张，而是靠以德服人、修文来远；中国人也从不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而是坚持礼不往教、不易俗宜来赢取人心。即使是最挑剔的文明比较学者也承认，相对于同时期的各大古代帝国，中华文明所影响的周边地区也极少产生战争。

　　记者：崇尚和平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王义桅：中国儒释道并存，并不是西方单一神、单一民族的排他性、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强调的是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多元一体格局。尽管经历了不少武装冲突，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大一统王朝时，比如说元清，也都最终融入中华文化并以此立国。还有主动推动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北魏孝文帝大化改新。这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根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强大的凝聚作用。

　　记者：在西方的视野里，不依靠对外的殖民掠夺，中国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西方老路却实现了和平崛起，这个崛起靠的是什么力量？

　　王义桅：西方为什么不相信中国能够和平崛起？

　　因为他们按照西方中心论的叙事，西方列强创造历史就是他们所谓的世界历史经验，和平崛起几乎是没有先例。

　　其次，他们认为崛起的规则、世界的规则是自己制定的，所以中国作为后来者，你想要崛起，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那就是冲突对抗的。这是典型的把中国等同为西方列强，把中国进行了西方化的想象，并没有把中国作为中国，把世界作为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一种内敛式的力量，打破了现代化等于战争扩张的魔咒，强调实现和平崛起，要靠文化的力量、文明的底蕴。

　　记者：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是也就说明“文明冲突论”未必成立，而“文明和平论”是一种可能？

　　王义桅：中国人自古就懂得“和而不同”，向来主张求同存异、包容共存、互鉴互融，追求“协和万邦”“亲仁善邻”。中国始终胸怀天下，秉承中华文明根性，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用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用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真正的文明必须以和平为归依，强调不同文明之间能够追求一种大同。我们强调“一多不分”，即所有的人及事物都是不分的关系，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文明不仅是和平的，而且是交流互鉴的，这是一种全新的文明观。

　　受访者简介：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监制 | 杨新华

　　统筹 | 康坤全 刘佳

　　责编 | 刘娴

　　审核 | 蓝希峰

　　采写 | 杨超

　　制作 | 胡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