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人口集体负增长,释放了哪些信号

导读: 近日,四大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的消息,引发热议。其中,深圳是建市以来首度出现负增长。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2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较2021年末的1768.16万人,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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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大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的消息,引发热议。其中,深圳是建市以来首度出现负增长。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2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较2021年末的1768.16万人,减少了1.98万人。

此前,北京、上海已公布了各自的人口数据,两地常住人口数量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减少了4.3万和13.54万。5月12日,《2022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2022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873.41万人,比2021年末的1881.06万人,少了7.65万人。

随着北上广深常住人口齐齐步入负增长时代,标志着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人口发展模式也必然面临改变,新一轮的城际人口洗牌开始了。

一线城市独领风骚20年

一线城市的概念,据说最早是由房地产商提出的。1998年,中国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开启了住宅商品化的大幕。与之伴随的,是以每年一个点的速度迅猛推进的城市化浪潮。而作为站在城市链顶端的一线城市,自然成为人口涌入的首选目的地。

不过,仔细观察这20多年北上广深的人口增长曲线,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其中2000-2010这十年,是属于京沪的黄金时代。随着2001年北京申奥、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作为两项国际赛事举办地的京沪,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建高潮。城区面积、城市范围急剧扩张,吸引来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

2000年时,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为1363.6万和1608.6万,到2010年时已经飙升至1961.9万和2302.7万。十年间增长了六七百万人,相当于每年增长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

但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特别是2014年以后,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大城市病,京沪先后出台政策,疏解城市功能、严控城市人口,人口增长由此开始放缓。比如上海,常住人口在2013年超过2400万人以后,几乎就不再怎么增长了。而北京更是从2017年开始,常住人口出现持续的负增长,过去6年累计减少了11.1万人。

与此同时,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却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四方来人,于是顺利地从京沪手中接棒,开始领跑人口增长。2000-2010年时,广深的人口增量才两三百万,不到京沪的一半,但到了2010-2020年,却猛然提升至六七百万,跟京沪上一个阶段的增量相当。

但这种迅猛增长的势头,从前年开始戛然而止。2021年,广州的人口增量从上一年的43万锐减至7万,而深圳更是从2020年的53万暴跌至不足5万,去年直接录得负值。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生育率下滑的因素,也跟深圳调整落户政策,提高落户门槛有关。此外,还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如疫情导致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离深返乡。毕竟,在老家的租房成本、饮食开销都要更低,疫情的影响也更小。

类似场景在2019年的武汉也曾上演,但次年武汉人口就强劲反弹。所以不少人坚信,深圳的人口下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今年一定会由负转正。而今年年初,深圳地铁客流再创新高就是一个明证。但不可否认,包括广深在内的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流动人口的首选目的地这点,也是事实。

人口的“强省会时代”到来

2017年,武汉一声炮响,点燃了延续至今的“抢人大战”的导火索。此后各线城市纷纷加入“战局”,就连北京上海也不同程度地调低了落户门槛。但总的来看,“抢人大战”的最大赢家,还得数各地的强省会。

比如2017年“抢人大战”元年,西安常住人口就暴增了104万人;2021年,从疫情中逐渐走出来的武汉,全市人口则大涨了120万人;至于杭州,从2019年常住人口净增55.4万人超过广深起,人口增量已连续多年跑在全国前列;而成都的常住人口总量更是已经逼近北京,很多人预测,五到十年内“人口第四城”或将易主。

和当初广深接棒京沪是因为后者严格人口调控,而前者敞开大门不同,强省会接棒一线,主要还是源于人们对房价等生活成本的考虑。比如2022年人口增长第一名的城市,就是被称为“炒房客墓地”的长沙。

诚然,像长沙合肥甚至杭州成都等城市,就工作机会、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来说,跟一线城市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人们选择城市,并不只关心奋斗所得,也要考虑付出的成本,往往是两者权衡的结果。

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明显高于二线省会。其中最“便宜”的广州,4月份均价也要45000元每平米,而北上深则都超过了6万每平米。以至于就连华为这样的顶级大厂,总部都从深圳迁去了东莞。

但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平均薪酬却并没有比二线省会高太多。根据智联招聘公布的一季度最新数据,一线城市中收入最高的上海(13433元),平均薪资只比位于华中的武汉(9998元)、西部的成都(9694元)高出不到40%。然后再对比平均房价,很多人结合自身的情况,就会做出回归二线省会的选择。

再加上最近这些年,随着产业的转移,鄂川皖湘桂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人口回流趋势明显。而这部分回流人口,主要都去了当地的省会,从而带动了像长沙合肥武汉成都等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

可以说,属于强省会的“人口时代”,已经悄然到来了。

城市发展动力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

虽然人口涌入的具体城市有所变化,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整体趋势,并没有改变。

当然,随着我国总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大城市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缓。即便是长沙杭州等人口增长靠前的城市,去年的增量也才十七八万,远低于北上广深高峰期的年均六七十万。

事实上,增长乏力的不只是头部城市,就连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也开始面临类似的问题。比如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广东,曾是无数外出打工人的首选目的地,一句“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道出了其巨大的人口吸引力。2010-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长了2170.93万,是第二名浙江的一倍还多。

但到了去年,珠三角九市中,除了珠海,其余8城人口均出现负增长。其中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东莞,人口更是减少了近10万人。受此影响,广东全省的常住人口也出现多年来的首次下降。

长三角的情况虽然比珠三角好一些,但整体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缓。除了杭州和合肥,其他城市去年的人口增量均低于10万,扣除本地自然增长部分,新增外来人口也已所剩无几。

而与此同时,长三角、珠三角外地人口本地化的趋势却正在加强。以深圳为例,虽然常住人口在减少,但户籍人口却从2021年的556.39万增长到去年的583.47万,足足多了27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的比例明显提升。

这一方面说明,外地人口落户大城市的愿景依旧强烈;另一方面也提醒城市的管理者,推进常住人口平权化、市民化的重要性。

因为随着人口总量的下降,“抢人大战”的高潮正在过去,而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也已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这也是为啥最近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红利终将过去,接下来要拼的是人才红利、人文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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