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大余“彩礼超8万婚车超6辆可举报”，当地回应：主要针对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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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赣州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举报公告引关注。举报范围是，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婚车超过6辆，婚宴超过15桌，每桌超过800元。3月2日，极目新闻记者从当地了解到，该公告确曾发布过，但是目前已删除，以后也不会再发布。“主要是针对公职人员的，市民如需反映彩礼过高的问题，可本人前往民政局，工作人员可帮助劝导。”当地民政局相关人士说。

学者认为“治理高价彩礼是一项系统工程”，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灵活施策，走好新时期群众路线，广泛动员群众，塑造地方婚俗新风。国家层面则要立足治本，运用系统思维，从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高度，推动形成中国式的现代生活风格，“我们有理由相信，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治理将不断转化为强有力的社会共识，重塑社会价值与社会文明，从根本上涤清附着在‘彩礼’之上的污泥浊水。”有学者表示。

赣州发布农村婚嫁彩礼举报公告

近日，网上流传一份落款为大余县农村婚嫁彩礼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关于公布举报电话的公告》（以下简称“举报公告”），内容为根据江西省民政厅等14部门《深入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若干措施》（赣民发〔2023〕3号）、县民政局等14部门《深入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工作实施细则》（余民字〔2023〕2号）要求，决定在全县深入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工作。专项治理工作坚持依法依规、因地制宜，疏堵结合、综合施策，注重引导、务求实效，力争通过2至3年的治理，实现农村婚嫁彩礼大幅下降，零彩礼、低彩礼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婚俗文化新风更加浓厚。

举报公告中还公布了举报渠道、受理单位和举报范围，其中举报范围为：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婚车超过6辆，婚宴超过15桌，每桌超过800元。

举报公告（来源：网络）

大余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布公告是想倡导移风易俗，反对高价彩礼，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减轻农民负担。标准是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制定，超过太多就是高价。该工作人员介绍，举报后不设惩罚措施，以劝解做思想工作为主。“主要有一些可能人家给不起的，人家可能就会想到来举报，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大余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说。

举报公告已删除

3月2日上午，大余县内良乡一村民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当地年轻人结婚的彩礼一般在十几万元，但也有达到20万元的。婚车一般在6至9辆。“彩礼是男女双方商定的，至于彩礼之外还要不要车子和房子，那要看女方的意愿。”该村民说，当地婚宴的规格如果不含酒水的话，价格在500元到600元之间。

大余县浮江乡一村民介绍，当地单纯婚宴的价格多在600元到700元之间，“另外一瓶白酒价格是100元左右，一瓶红酒大概几十元，再加上饮料，总的算下来一桌婚宴的价格多在800元到900元之间。”该村民也表示，并不是每桌客人都会饮酒，婚宴结束未开封的酒水可以退。“彩礼的弹性比较大，有几万元的，也有十几万元的，二十几万元的也有，主要看女方的要求，目前多听说的是十几万元的。”该村民说。

3月2日上午，极目新闻拨打举报公告中的举报电话，但多次拨打均未成功接通。随后，记者致电大余县民政局，接线人员表示相关负责同事在开会。

极目新闻记者注意到，网上流传的举报公告来源为“大余宣传”，但大余宣传公众号上已找不到此举报公告。

大余县政府一工作人员表示，此前曾在大余宣传上看到此举报公告，不知目前是否还在。

赣州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回应称，经核实，此前确实发布过相关举报公告，但后来删除了，以后也不会再发布。“那主要是针对公职人员的，如果有反映彩礼过高的诉求，本人可以向当地民政局求助，由民政局工作人员进行劝导调解。”赣州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说。

“治理高价彩礼是一项系统工程”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德福认为，治理高价彩礼是一项系统工程。他表示，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地都在采取措施整治高价彩礼问题。从实地调查来看，移风易俗行动确实取得许多显著成效，解决或者减轻了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价彩礼等社会风俗有其内在规律，行政力量直接干预并不容易。政府和全社会都应充分认识到高价彩礼问题的复杂性。

王德福认为，治理高彩礼问题，有三对关系需要厘清：

一是“小彩礼”与“大彩礼”。“小彩礼”即狭义的彩礼，是男方向女方家庭赠送的聘礼，各地习俗有异，所含内容与赠送形式有别。“大彩礼”则可视为包含全部婚姻成本在内的男方家庭支出，最典型的是婚车婚房。“小彩礼”的高低地域差异明显，既有动辄数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也有可有可无的，甚至还有彩礼与嫁妆“倒挂”的。“大彩礼”则几乎全国统一，婚车婚房已成标配，其带来的婚姻成本上涨问题，比“小彩礼”更有普遍性。

各级整治重彩礼（来源：网络）

二是“彩礼竞争”与“婚姻竞争”。部分地区彩礼水涨船高，确有社会性的面子竞争。一些地方试图扭转这种面子评价。但也要认识到，经济分化、人口流动带来的性别失衡，继而引发的地域性婚姻挤压和婚姻竞争，是助推彩礼上涨的深层结构性因素。

三是“婚约风险”与“婚姻风险”。彩礼的原初意义之一是缔结婚约的保证，在性别不平等的时代，是女方对男方可能随意解除婚约伤害自身的防风险手段。现在，彩礼属性已发生根本变化。人们希望彩礼不仅保婚约，还能保一辈子幸福。保婚约时，婚后的日子要靠夫妻共同创造，人们对婚姻稳定性有着确定预期。现在，一辈子的幸福要在结婚时就得到物质保障。过去的彩礼是赠送给女方家庭，现在的彩礼（加上婚车婚房和女方嫁妆）大多是给年轻夫妻组成的小家庭。这显然不仅仅是彩礼观念的问题。

王德福认为，高价彩礼其实是一场正在静悄悄发生的 “生活革命”的具体表现。个体在重构着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乃至生活观念。市场经济逻辑、消费主义文化等都在不同层面上推动着这场“生活革命”的展开。“我们很难评估其好坏，也还难以看清其未来，但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让个体和社会付出的代价小一些，再小一些。”王德福表示，对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部分存在彩礼竞争习俗的地区来说，高价彩礼会加剧地域性婚姻问题的爆发，透支农民家庭的风险防范能力。

与此同时，王德福指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点名高价彩礼问题，农业农村部宣布将其纳入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行动。高价彩礼问题的复杂性对政府精准施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灵活施策，走好新时期群众路线，广泛动员群众，刹住“小彩礼”竞争，塑造地方婚俗新风。国家层面则要立足治本，运用系统思维，从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高度，推动形成中国式的现代生活风格。有理由相信，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治理将不断转化为强有力的社会共识，重塑社会价值与社会文明，从根本上涤清附着在“彩礼”之上的污泥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