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带来国际战略态势深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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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西方近三十年来在欧亚大陆西侧不断加剧对俄遏压，2022年2月，俄乌冲突激烈爆发。一年来，个别国家借这场危机谋取地缘战略私利，以多种手段挑动大国间竞争与对抗，试图推动国际关系“阵营化”，以集团对抗取代对话合作，导致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持续外溢，牵动大国关系深刻分化重组、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变革、多边平台博弈显著加剧。同时，这场危机也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可贵，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对话不要对抗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大国关系出现新一轮分化重组

俄与美西方重回冷战式对峙状态，双方地缘争夺、军备竞赛、核威慑等“旧冷战”戏码回归，贸易战、科技战、信息战、认知战等“新冷战”战场持续扩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执意“拱火”“递刀”，不断扩大对乌军援、向乌提供先进武器系统，导致危机长期化；又对俄发动8000多项制裁、引爆“金融核武”将俄主要金融机构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俄则针锋相对开展反制，实施“卢布结算令”，进行部分动员，同美西方开展外交攻防战。一年来，双方围绕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斗争博弈已经上升为文化和心理上的对立对抗，敌对心理或将长期化。

美国借机牵引国际关系“阵营化”和“泛意识形态化”。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一些反华政客恶意曲解中俄关系，利用“恐俄”情绪炒作“恐华”邪说，试图以应对所谓“中俄威胁”为幌子固化“大西方阵营”，推动“新铁幕”向全球扩展。一些西方国家受此影响，在对俄、对华政策上同美对标对表，将所谓意识形态和安全考虑置于经济发展之上，排斥同中俄的合作。但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2022年中美贸易再创新高、中欧贸易持续增长，说明任何割裂国际关系的图谋都无异于蚍蜉撼树。

中美俄欧四方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复杂。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借机将中俄类比，翻炒“中国威胁论”，妄图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又将乌克兰问题同台湾问题作类比，鼓吹“借对俄制裁震慑中国”，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任重道远。中俄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的核心利益，政治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的中俄战略协作更加成熟坚韧。中欧关系上，欧洲对中国对外政策尤其是中俄关系的误解疑虑一度加深，美欧一些反华政客借机鼓噪所谓“中欧安全矛盾”，给中欧关系带来一些新困难，但中欧在护和平、谋稳定、促发展、增自主方面拥有巨大共同利益，且不存在地缘政治矛盾，双方高层往来密切，中欧关系展现出很强韧性。美欧关系虽一度强化但绝非铁板一块，对俄政策仍有分歧，欧洲追求“战略自主”，摆脱美国“以俄控欧”图谋的政治意志正在增强。俄欧关系则空前恶化，但双方是搬不走的邻居，在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事务中都绕不开彼此，关系走向缓和、寻求妥协符合双方利益。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度调整

美国全球霸权地位螺旋衰落。霸权的本质是强迫他国做其所不愿之事的能力。乌克兰危机中，美国虽然表现出较强综合国力，但其既无力迫使俄罗斯妥协让步，又未能拉拢或胁迫广大亚非拉国家配合对俄制裁，更无力迫使中国违背自身利益改变对外政策，“国际强制力”明显下降。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执意对中俄实施同步遏压，又要兼顾全球多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并强化在科技、军备、经贸、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竞争”，维护霸权的成本大幅上升，长期看必然难以为继。此外，乌克兰危机使美国背上沉重战略包袱，不惜牺牲欧洲盟友利益以实现自身战略企图，手中“大棒”太多、“胡萝卜”太少，长此以往必将失道寡助。

俄罗斯顶住压力，仍具很强战略潜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方遭受美西方严酷制裁，在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中的发展空间收窄，尖端科技和外资获取能力受挫，在战事中亦承受较大损失，面临诸多困难。但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反制裁措施，总体上顶住了美西方制裁压力。同时，俄仍具厚重战略潜力，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大国和军工大国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在乌克兰危机中展现出很强的对美西方斗争意志和经验，又具备广阔战略纵深、丰厚资源禀赋和在能源粮食等领域的重要国际影响，未来仍将是影响国际格局走向的重要国家。

欧洲承受重大损失，更坚定追求“战略自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执意推行“以欧弱俄”“以俄控欧”方针，使欧洲国家承受巨大损失，安全上不得不更加依赖美国。欧洲经济上损失巨大，由于能源价格高企，2022年夏天欧元区通胀率飙升至7.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其2023年经济增长率仅为0.7%，高能源价格和低增长又对欧洲制造业造成深层次打击。重压之下，欧洲国家和欧盟更加意识到“战略自主”的重要性。2022年，欧盟发布《凡尔赛宣言》和《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提出增强“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将坚定建设“欧洲主权”，增强战略自主能力。

非西方世界国家展现出坚定自主意识。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广大非西方世界国家或拒绝选边站队、跟风制裁，或出手斡旋、劝和促谈，敢于对美国不合理要求说“不”，战略自主意识显著增强，逐渐崛起为地区事务重要参与者和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独立力量。在乌克兰危机加剧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亚非拉国家“抱团自强”趋势更加显著，展现出更强发展韧性。2022年，非盟提出更坚定奉行“联合自强、自主发展”战略，中亚国家不断夯实元首会晤机制，拉美国家加速推动区域一体化，中东多国提出发展远景规划，都显示出非西方世界在动荡变革的国际形势中更希望团结自强、谋求自主。

世界经济形势和经贸金融体系加速演变

美西方对俄发动全方位无底线制裁，严重冲击国际经贸金融规则。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对俄制裁可谓屡开恶例：冻结俄外汇储备、罚没俄海外资产、对俄出口油气实施限价，更利用美元和金融霸权打击俄国际贸易和投融资能力。这些无底线的制裁措施不仅进一步恶化了国际政治环境，更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规则和契约精神造成严重创伤，严重动摇了国际体系的制度基础和国际规则的信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思考美元体系的安全性，多国央行加速建设多元化的外汇储备体系，2022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份额占比为59.53%，降至25年来的最低点。此外，也有更多的国家开始构建多元化、独立于美元的国际贸易结算安排。

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一度飙升，引发多国经济困难。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和油气出口国。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国际油价和粮价“一飞冲天”，欧洲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接踵而至，高通胀席卷多国，进而导致美欧国家货币政策收紧、美联储快速大幅加息，加剧全球流动性紧张，发展中国家承压尤为深重。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能源和粮食短缺，叠加流动性不足，诱发债务危机。今年，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影响下，全球通胀可能仍具黏性，能源市场也将继续处于相对紧张状态，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全球安全态势更趋复杂

美国和北约煽动“安全焦虑”，牵引主要国家加速增军费、扩军备、强战备步伐。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北约非但未自我反省、化解矛盾，反而深度介入其中、不断刺激危机升级，进而借势炒作“战争恐惧”。美国不仅将其2023财年国防预算增至创纪录的8580亿美元，更助推北约和亚太盟友大幅增加军费。受此影响，欧洲国家普遍提高防务支出，德国2023年国防预算增加17%，法国国防预算也将创下历史新高；日本2022年年底制定《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大幅提高未来五年国防预算。此外，美国和北约高官近一年来借乌克兰危机不断炒作所谓“中俄威胁”，推动北约“北扩”，鼓动中国周边国家以强硬军事姿态对抗中国。种种此类作法，无疑将进一步恶化本已紧张的大国关系，催生新一轮常规军备竞赛，对全球安全态势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美国更借机鼓动“拥核诱惑”，破坏核不扩散机制，使全球核态势遭受冲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和军方高官多次声称要更加注重“以核制核”，其《202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鼓噪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渲染特定国家的核威胁、针对特定国家量身定制核威慑战略，严重削弱大国间战略平衡与稳定。同时，美国借乌克兰危机鼓吹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共享”安排，并声称与盟国加强延伸威慑，损害大国互信，挑起核军备竞赛和核对抗，助长核扩散，严重破坏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

全球治理和国际多边平台博弈加剧

美西方借机将重要全球治理和国际多边平台作为遏俄“角力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国家先是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对俄掀起一系列外交“攻防战”，继而推动终止俄在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机制中的成员资格，并将体育、文化、艺术等国际合作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试图排除一切俄罗斯元素。这导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机制权威受损，诸多国际议事协商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严重削弱了诸多领域全球治理安排的协调力、行动力。

乌克兰危机已经延宕一年，没有任何理由让这场危机持续下去。这场危机深刻地揭示出，要想止戈息战，相关各方需要的是团结和对话。只有相关各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消除乌克兰危机的背后症结，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忧虑，才能赢得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分裂对抗、单边制裁甚至借危机谋取地缘战略私利，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矛盾更加激化。和谈是解决这场危机的必由之路，尽管寻求和平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不放弃努力，和平前景就始终存在。

一年来，面对乌克兰危机，中国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不拉偏架、不火上浇油，更不趁机牟利，坚定遵循劝和促谈的正确方向，探寻标本兼治的解决方案，坚定做和平的稳定器，不做冲突的鼓风机。在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后，2月24日，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明确提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应坚持劝和促谈正确方向，帮助冲突各方尽快打开政治解决危机的大门，为重启谈判创造条件和提供平台。在此基础上，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平尽力，为妥善解决乌克兰危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为劝和促谈、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作者：杨晨曦，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