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资讯丨生命教育成了“网红课”:成长不是思考题,而是实践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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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刚进入同济大学学习的00后浦荷晶选到了一门“网红课”。
起初她是被课名“生命的省思——如何过好这一生”吸引,没想到在课上,她与“孤独”对话,摆脱了“玩乐焦虑”,还在自己的“墓志铭”作业中认真写下了“埋葬在这里的人曾经很热烈地活过、爱过”。她说:“人生很辽阔,要好好地探索属于自己的生活。”
2023年的新学期还没开学,这门课程的240多个名额再次被早早抢空。课程总负责人、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教授姚玉红谈到,生命教育课直面困扰学生的生命议题,“虽然没有人能断言自己的人生就是标准的‘好人生’,但我们希望能陪伴学生一起去探索对生命的思考、敬畏、珍视和热爱”。
(相关资料图)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约有20余所大学开设了生死教育相关课程,很多课程一经推出就收获了不少“粉丝”。广州大学的“生死学”这门课上了20多年。
生命教育课为何成了学生眼中的“网红课”?
当年轻人谈及生命时,他们想了解的是什么?
直击大学生现实生活中的困惑、挫折和问题
“你好!孤独。”“有时候我还挺害怕你的,你的存在让我觉得很难受。”“但有时候我也挺喜欢你的,和你在一起我可以有更多时间感受自己。”在一节“生命的孤独”主题课上,两名学生搭档进行了角色扮演,一名同学扮演另一名同学的孤独过往,并尝试对话。
这是浦荷晶第一次直面孤独。
虽然她很清楚,进入大学后会面临着学习、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角色转换和重新适应,但对于要经历的孤独,她觉得自己“不耐受”,并习惯隐藏起来。
这一次对话,浦荷晶和同学把内心并未整理过的情绪和思路说了出来。课后作业是体验孤独1-2小时,她也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好好地看一本书、听一段音乐、看一场电影,都是在与孤独相处,是享受孤独的一种方式。孤独不是成长的代价,学会与孤独共处就是成长本身”。
“如果缺乏合适的引导,面对孤独等矛盾情境往往容易造成其他心理困扰,如抑郁、回避交往等。”姚玉红认为,大学生学习知识和培养能力固然重要,但对生命的真实观照同样不可忽略。在与学生的交流中,他们发现,不少学生格外关注“如何活得好”,很多对于生命议题的困惑,也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求学生涯和生活质量。
但现实问题是,姚玉红发现,一些有心理辅导需求的同学并不愿意踏入咨询中心的大门,“他们觉得问题并没有严重到要去咨询,或者会为被人看成有心理问题而感到难堪”。中国青年报社中青校媒近日的一项调查也显示,面对心理“阵痛”,66.46%受访大学生试着用“倾诉”疗愈生活,向他人寻求安慰和帮助。但其中,仅有1.51%的受访大学生选择向高校老师、辅导员诉说,仅有1.58%的受访大学生选择寻找心理医生,61.33%的受访大学生倾向于向朋友、同学等同龄人倾诉。
“我们希望通过开课,覆盖更多有心理辅导或心理素质加强需求的学生。”姚玉红希望这门课成为学生成长的“陪伴”,学生也可以在课堂中找到面临同样问题的伙伴,然后共同面对。
“人们常说大学生心理脆弱,但这往往是因为他们的经验太少了。”姚玉红说,生命教育课更偏重实践和体验,他们以哲学、教育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从学生最关心的日常话题切入,让师生在互动讨论、模拟场景实验中相互得到启发,感悟、珍惜并敬畏生命。
浙江大学大三学生留榕泽在选课系统上找到“自我探索与心理成长”课时,也是被名字吸引了。“选课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问题,但在课程中,我发现内心的疑惑正在不断被解决”。
留榕泽告诉记者,因为高考时发挥稍有失利,他的自尊心“不太稳定”。在课堂上了解到了自尊调节策略后,他学会了系统性地分析自己。“学会了坦然面对失败,却觉得谈自己的成功之处是在炫耀,其实成功和失败都不应回避,精准把握自己的优缺点后才能扬长补短,让内心变得强大。”他说。
这门课被浙江大学学生亲切地称为“浙大成长课”。整学期的课程以虚拟同学“小兰”为故事主角,讲述她在大学校园里遇到的各种困境,就像一面镜子,每个同学都可以在“小兰”身上找到和自己类似的困惑。
开课3年多来,每年都有330余名学生选课。课程负责人、浙江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祝一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一部分大学生在心智上并未完全成熟,“这正是我们作为咨询师的专业优势,我们想把成长的理念汇聚在这门成长课中,依托理论,立足实践,多学科多视角交叉,让同学们真正受益”。
“看清楚问题后就不再害怕了,更有力量生活在当下”
“当代大学生知识面广、思维活跃,也想通了很多道理,甚至能够讲得头头是道,但在生活中遇到现实问题时,还是缺乏解决‘弯弯绕绕’的经验,尤其是那些没遇到的问题。”在姚玉红看来,大学生“知行合一”中的“行”,还需要老师进行适当的陪伴、点拨,为未来的人生打好基础。
同济大学的课堂上有一项“生命的消亡”主题实验,学生需要用一张纸比喻自己预期的生命长度,通过不断对折、再对折来进行假设:如果余下的生命只有40年、10年、5年,甚至只剩下最后1年,你还想做什么?
“生命的折叠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姚玉红说,学生给出的反应各不相同:当生命只剩最后1年,有的学生说要退学去做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事情,有的说不会改变生活节奏,按照自己向往的生活去努力,就不会有遗憾……
姚玉红认为,课堂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答案,恰恰可以激发学生之间互相学习,拓宽思维,看到生命中更多可能性。“我们也希望在有限的课堂时空中,让学生在精心设计的情景模拟中,感悟多样化的生活体验”。
谈起生命,死亡是绕不开的一环,但在传统文化中,往往多有忌讳。去年,网剧《三悦有了新工作》、电影《人生大事》等影视作品,在年轻人中引发广泛讨论。
《三悦有了新工作》编剧游晓颖说,“1998年出生的主人公三悦一开始不知死、不畏死,看上去很‘丧’,其实是怕失败、怕受伤,用这种‘丧’包裹住了内心。进入殡仪馆工作后,从只看到自己的爱恨到可以见到众生的遭遇,理解了死亡的分量,她的世界变得辽阔了。”三悦逐渐明白了生的价值和死的意义,学会勇敢直面生活中的困难,理解生命中的艰辛,进而学会更坚强地珍惜当下。
这部网剧也成了广州大学网红课“生死学”的鲜活教材。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胡宜安开设这门课程20多年了,他曾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从出生到死亡,生命一直是一件值得人敬畏的事情”。
作为生命教育的重要一环,死亡教育显得更为小众和神秘。不过,浦荷晶观察到,对于老师布置的“墓志铭”作业,身边的同学都在认真填写:“晚安,世界”“当我合上我的双眼时,我发现我的一生都是有意义的”。她读了胡宜安的《现代生死学导论》,也记下了一句话:“唯有愿意触及死亡的终极限制,才可能从中开拓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浙大成长课”授课教师李娟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多数学生感受到生命的压力和沉重是源于“对自己不满意”“并未得到自己想得到的”“辛苦一生最后还是要消失”等负面情绪。她希望帮助学生看到,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够做些什么,学会与自己和解。于是在课上,他们毫不避讳地谈论丧失与哀伤、创伤与死亡等,以及这些主题中个人是如何受到家庭、学校、人际关系等的影响。
在特别设置的匿名群里,“披着马甲”的学生们可以畅所欲言,把平时说不出的话一股脑儿地都说出来。“学生之间会产生共鸣:原来并不只是我感到害怕,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感到无力。”李娟认为,“这样的共鸣反而产生了力量,学生回过头来看清楚问题后就不再害怕了,更有力量生活在当下”。
“成长不是一道思考题,而是实践题。”在“浙大成长课”授课教师刘艳看来,中学时代“拼学业”阶段很少谈及分离体验甚至死亡话题,“来到大学后,学生的这部分成长出现了空缺,心智上或许并没有成长到与知识层面相应的高度,需要我们提供相应的环境条件,协助他们的人格有更深度地成长,绕过了这个弯,就更有智慧了”。
结课时,每个学生会画一棵属于自己的“生命树”:土地、树根、树干、树枝和果实代表“我怎么来的”“当下拥有什么”“我的个人特质与能力”“我的目标和愿望”“成长过程中拥有的重要关系与资源”等。
“梳理后,好多同学都说,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拥有这么多。”李娟感慨说,在她的办公室柜子里也贴有自己的“生命树”,“当我们拥有的都实实在在地呈现在眼前时,我们就有力量更好地去生活”。刘艳也谈道,“有负面情绪、想要离开的学生,多是感受到自己与生活的联结越来越少了。但这棵‘生命树’,恰恰是生命的引力,是把他们拉回来的引力”。
留榕泽至今还保留着曾经画的“生命树”,他写道:人生如树,根越深入,树枝越向上伸向天空,生长的意义或许就在此,寻根逐梦,通过与家庭、他人、自我、社会的联系结出丰硕多彩的人生果实。
保持尊重,在学生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在一次小组实践环节,有学生对刘艳说,“学业太累了,我们小组的目标就是想要睡觉”。虽然内心惴惴不安,但刘艳还是让这一组学生实验了他们自己的“躺平”想法。没想到,在最后的小组分享环节,她为这一“躺平”小组打出了最高分。
“课程最看重你的感受和心智的提升。”刘艳解释说,他们经历了没有任何目标的“躺”,反馈了自己对“躺平”的新认识,“躺平为什么一定是‘不干了’‘摆烂了’等消极态度,在这样的‘放空’状态下,我也可以更近距离地感受自己,认识从前还未发现的自己。我允许自己的生命中有一部分这样的状态,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一些从未有过的觉察冒了出来,我感觉更能接纳自己了”。
在她看来,00后学生尤其需要空间,而不是“一定要做什么”。“在安全的空间内,在包容、理解和信任下,他们依旧可以有序地发现生命的本质,探索到属于自己的生命道路”。
“00后大学生更愿意直接地探索关于自身的议题,希望活出自己独特的价值感和人生体验。”祝一虹说,生命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特色,“这门课是在学校的关心下不断成长的见证,也是集体智慧的体现。未来,10后学生会出现什么特点,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我们课程可以和学生一起成长”。
生命教育就像在学生心中种下的一颗“种子”,当下并不一定都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但可以“静待花开”。
“说句实话,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并不能看出学生特别明显的改变。我们也希望延长课程的效果评估,比如一年后再去看学生的变化。”让姚玉红高兴的是,在学生的结课作业中,她看到了学生对自我的认知越来越清晰了,也敢于面对负面情绪和挫折了。她举例说,在“生命的传承”环节中,学生需要与家庭成员进行半小时以上的访谈。有同学说,“这是我在青春期之后第一次跟家长谈了这么长时间,我的父母还蛮厉害的”。
也有人和姚玉红探讨,要不要把生命教育课程改为必修课?但她认为选修课更加适合,“不能假想每一个同学一定需要某一门课,如果有同学需要,有想不通的问题,想谈谈人生,想看看心理状况,这门课就是他们的港湾,更多的是需要学生结课后,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慢慢回味,学会思考,学会应对方式,为他们的未来提前打一剂强心针”。
在不少大学校园里,生命教育仍处于相对缺失状态。在姚玉红看来,大学生的实际需求一直存在,各高校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引导学生对生命进行思考和讨论。“教育也需要多样化,把同学们遇到的看似芝麻粒大的、琐碎的苦恼,或看上去不值一提的挫折等,拉长到生命的整个背景线上去看,这对于价值观的引领和信念的确立等,都是很好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