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蒋廷瑜:铜鼓如何串起中国与东盟文化相融的过去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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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南宁12月22日电 题:铜鼓如何串起中国与东盟文化相融的过去和未来?
——专访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原理事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
中新社记者 蒙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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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是中国古代一种打击乐器和祭祀用品,迄今已有2700多年历史,是中国南方多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和象征,在中国西南和东盟各国都出土了大量造型类似、纹案相同的铜鼓。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原理事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畅谈铜鼓如何串起中国与东盟文化相融的过去和未来。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铜鼓最早出现在何时?其如何演化并扮演怎样的角色?
蒋廷瑜:铜鼓是中国岭南、西南地区古老民族创造的一种器物,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鼓在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出土,属于春秋战国时代,距今约2700年。
铜鼓的产生也比较有趣,是由当时煮饭的铜锅(铜釜)演变而来。古时候西南部落中的先民,将锅里的饭舀完,吃饱喝足之后,将锅(釜)翻转过来敲打,载歌载舞,铜锅就成了乐器。这种铜锅的声音雄浑,也可用来召集部众。
自此之后,铜锅不断演化,底面展平,并且扩大,翻来正放,作为专用的乐器,就成了铜鼓。面朝上以后,增加了纹饰,造型慢慢固定,纹饰逐渐增多,越来越复杂,并普遍在祭祀、庆典等族群活动中使用,最后成为权力的符号和象征。铜鼓类似中原地区的鼎,以拥有铜鼓数量的多少、大小来象征权力大小。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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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铜鼓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代,每个时期的都有发现。各时期、各地方出土的铜鼓,造型、大小、纹饰有所不同,但总的形象是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一头有面,中空无底,侧附四耳。
在中国,铜鼓分为八大类型,以北流型铜鼓最大。北流型铜鼓流行于汉代到唐代,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地区,其特点为硕大。在广西北流出土的水埇庵铜鼓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大的铜鼓,鼓面直径达165厘米,可以躺一个成年人。而云南万家坝古墓群出土的原始形态铜鼓,鼓面就很小。第二,鼓面青蛙塑像很有特色,从汉代开始,铜鼓鼓面上开始出现立体青蛙塑像,北流型铜鼓上的青蛙小而瘦削,像刀劈斧削的一样。第三,鼓耳也有特点,其他类型铜鼓的耳是桥形扁耳,北流型铜鼓的耳是实心环耳。这些特征使人易于分辨。
鼓面和鼓身的纹饰,各时代、各地区也有不同。总的来看,由简单朴素到繁缛复杂。
古代铜鼓既是乐器,用来伴歌伴舞;又是神器,用来赛神,祈年禳灾;还是传信工具,用来召集部众,指挥军阵;铜鼓更是权力重器,“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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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在考古中,东盟各国都发现了铜鼓,它们在形态上与中国发现的铜鼓有何区别?有哪些联系?
蒋廷瑜:通过考古发现,铜鼓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市);在国外,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东盟十国中,有九个国家出土过铜鼓,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包括距离中国较远的印度尼西亚,甚至在印度尼西亚与大洋洲交界的伊里安岛,也有铜鼓发现。
在东南亚各国出土的铜鼓形制不尽相同,同一国家出土的铜鼓,各时代也存在差异。比如受佛教文化影响,泰国、缅甸等国的铜鼓,鼓面和鼓身饰物上,有明显的佛教文化符号,而印尼出土的铜鼓,可以看到大象和椰子树的纹饰,带有本土文化色彩。
但是,东盟和中国南方的铜鼓,总的形态基本一致,都是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一头有面,中空无底,侧附四耳,很清晰地看到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在古代,中南半岛、东南亚一带,与中国南方在民族、文化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同宗同源。历史上政治文化发展交流中,铜鼓作为一种权力象征,往往被当时的大首领分封、传承给更多的酋长、部落首领,并在东盟很多地区流传,越传越远,因而分布广泛。
比如最早期的万家坝型铜鼓,只在中国境内和越南北部流行,而由万家坝型铜鼓演化出的石寨山型铜鼓,到越南就称为东山铜鼓,到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就成了鼓面有青蛙塑像的铜鼓了。再后来,印尼铜鼓有的本土化,产生出莫科鼓,鼓身拉长、两头都有面,与原来的铜鼓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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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目前,铜鼓的使用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民族生活、文化活动中情况如何?中国与东盟如何联手挖掘和传承铜鼓文化?
蒋廷瑜:铜鼓最早是作为击打乐器使用,之后发展为祭祀用品,最后演变为权力和财富象征。铜鼓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使用功能共通、一致,都是当时用于祭祀、展示权力的器物。
中国和东盟国家出土的铜鼓,展现出明显的文化脉络。比如在鼓面饰物上,都使用青蛙作为图腾,鼓面有太阳纹、翔鹭纹,鼓身有船纹、羽人舞蹈纹,这些说明了共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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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和东盟国家以水稻种植为主,铜鼓上也有同样的稻作文化符号、图腾。历史上很多时期,双方在生活生产、政治文化等方面基本一致。比如在老挝稻田出土的一面铜鼓,与在广西西林出土的铜鼓造型相同,纹饰也相同,都有船纹、鹿纹,及水上生活和稻作农业元素。
目前,东盟各国在对铜鼓的发掘、保护传承与中国存在一些差距。除越南外,其他国家都缺乏铜鼓研究,还未弄清其铜鼓的来源和发展,因而也不知如何保护和传承,需进行文化交流。中国和东盟各国,铜鼓文化是共同的,有着普遍的共通共融基础。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多次前往越南、泰国访问,并到越、老、泰、印尼考察铜鼓,出版了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铜鼓图集,多次召开铜鼓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东南亚国家的学者来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互信了解。现在正加大与东盟国家在铜鼓研究和铜鼓文化的发掘、整理、传承、人才培养等方面交流与合作。
中新社记者:目前中国与东盟在与铜鼓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传承方面情况如何?
蒋廷瑜:和铜鼓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在中国得到较好挖掘,比如以广西东兰地区为主要传承地的壮族铜鼓习俗,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广西田林瑶族铜鼓舞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南丹瑶族勤泽格拉铜鼓舞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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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铜鼓衍生的一些节日活动,如壮族的青蛙节、瑶族的祝著节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西天峨县挖掘出铜鼓乐曲,有12种打法,反映一年四季变化,十二个月奏出不同的铜鼓音乐。
东盟一些国家也有与铜鼓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越南从铜鼓上的纹饰图案发掘出各种舞蹈元素,成为当代民族舞蹈的重要内容,还把铜鼓纹饰织在或印在服装上,胸部印上铜鼓鼓面花纹的T恤在当地也十分流行。
将来,中国和东盟国家可以联合申请铜鼓文化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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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中国与东盟之间有共同的铜鼓文化,双方是否可以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加强双方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甚至促进双方经贸合作?
蒋廷瑜: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社会发展了,铜鼓原来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有的功能逐渐消失。如何让年轻人了解它、感兴趣是个大问题。这一点中国和东盟国家都需要面对。
在广西,一些地方被划分铜鼓文化保护区,鼓励铜鼓文化进校园,让小学生了解这片土地曾经的历史和文化。比如红水河流域的几个县,教学生敲打铜鼓和跳铜舞的技艺,让年轻人对铜鼓增加感情,对铜鼓文化产生兴趣。在铜鼓的制作工艺上,复原和使用传统工艺铸造铜鼓,使铜鼓文化实体得以流传;工艺传承人收徒传艺,让技艺不断传承、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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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东盟国家也面临年轻人对铜鼓文化失去兴趣的危机。需让年轻人了解历史和文化。中国—东盟博览会是非常好的交流与合作平台,能够形成每年固定的展示和交流机会,共促铜鼓文化发展。
还可在博览会期间举办铜鼓文化论坛,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交流。铜鼓文化就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一个共同点,共同点多了,关系自然就会密切,也能加深双方在文化和经贸上的交流与合作。我相信,敲击铜鼓这种穿越了千年的声音,还将继续回荡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完)
受访者简介:
蒋廷瑜,1939年10月生,广西兴安人,1964年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广西考古和铜鼓研究。著有《铜鼓史话》《铜鼓》《铜鼓艺术研究》《古代铜鼓通论》《北流型铜鼓探秘》《广西铜鼓图录》《羊角钮铜钟初论》等大量有关铜鼓的著作,并遍访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探寻铜鼓在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铜鼓文化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的起源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