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发现清代宝川局遗址 出土文物已启动实验室冶金研究

导读: (记者 岳依桐)16日,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建成的成都考古中心冶金考古实验室,从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出土的坩埚、铜币等文物的实验室研究启动。遗址发现大量坩埚,部分坩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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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齐哈尔新闻网成都12月16日电 (记者 岳依桐)16日,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建成的成都考古中心冶金考古实验室,从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出土的坩埚、铜币等文物的实验室研究启动。

  经过考古发掘,清代宝川局遗址揭露遗迹有窑炉30座、炉房6处、方池6座及排水沟3条,同时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坩埚、炼渣和钱币,钱文可辨以乾隆通宝为主,另有少量嘉庆通宝。

考古工作者正在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 安源 摄

  “经过检测,这些钱币里没有锡的成分,主要是铜和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钱;而清代钱币如果含锡,就是通常所说的青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副研究员杨颖东拿出一枚南北朝时期的五铢钱,也就是含锡的青铜钱,现场展示了含锌钱币与不含锌钱币的区别,含锌的钱币色泽黄亮。“锌的冶炼比较复杂,其始于明代,清代用锌参与钱币铸造,所铸钱币从色泽、硬度、耐磨性方面都有明显提高,也同时显示了古人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

  杨颖东介绍,通过容量测定,可以推测出土的大坩埚,一只最多可以容纳45公斤铜液,可以铸造一万两千余枚乾隆通宝;而一只普通坩埚,最多可以铸造4000余枚乾隆通宝,这是指理想状态下,而现实中,应该小于这个数目。

考古工作者正在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 安源 摄

  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出土窑炉平面呈狭长方形,为平地向下开凿而成,有早晚之分,早期窑炉较深,后期窑炉较浅。窑炉由火塘及炉室两部分构成,炉室为熔炼铜液所在,温度极高,炉砖残留部分流化迹象,周边有明显烧土痕迹。两座窑炉一般火塘相对,两两成组,周边砌砖围成炉房,部分炉房在后期因增修窑炉有所扩建。

  窑炉内竖向装填多枚坩埚,坩埚呈炮弹状,口大底小,高30厘米至40厘米。遗址发现大量坩埚,部分坩埚填埋整齐,并有木板遮盖;部分坩埚用于排水沟,或铺设于沟壁,或直接口、底相接成一条排水沟。

  炉房及窑炉主要位于遗址东西两头,中间地段由多道隔墙隔开,中间分布6个方池,方池内填土发现大量瓷器及部分浇筑后的钱币及钱树,可能用作蓄水。西侧炉房一线发现多条小路接入炉房,小路以西地面不见烧土及炼渣等痕迹,可能其西为办公区。

遗址出土的钱币。 安源 摄

  唐彬认为,该遗址东临人民中路,北距西御河沿街约100米,从清代光绪年间地图可见位于原清代贡院西北,结合发现窑炉、坩埚及大量铜钱,表明此处应为清代宝川局铸钱遗址。从部分清洗钱币统计,乾隆通宝占绝大比例,另有少量嘉庆通宝。推测该区域遗址铸钱活动主要在乾隆年间及嘉庆前期,至嘉庆后期已废弃。遗址出土瓷器也多呈现清代中晚期特征。

  宝川局为四川地区清代铸钱机构,文献记载宝川局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开铸,至乾隆年间(1736-1796年)共有铸炉40座,供地方养官、兵饷、修城之用。雍正十年初铸于成都府前狭地,后移至贡院西空地,乾隆年间曾在此两次大规模扩建,修建炉房、挫磨房、库房等建筑,并因铜矿不敷额用,间或停炉减卯。反复开炉及改扩建活动,造成遗址同一炉房内多个窑炉之间的早晚关系,甚至窑炉扩建至炉房外,并拆除围墙等现象。鸦片战争后,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铜价高昂,至光绪三十年宝川局正式裁撤,改由四川机器局铸造的银元及铜元流通市面,宝川局原址改作劝工局。

  杨颖东表示,通过对宝川局冶铸遗迹和遗物实验检测,发现了宝川局铸币的特征:钱币主要由铜和锌元素合金而成,铜锌比接近1:1,同时含少量铅,所铸钱币为黄钱,锡元素没有参与铸造,所以并非青钱。这是该时段产品的特征。

遗址出土的文物。 安源 摄

  另外,从铸铜原料、锌锭、大量坩埚、30座炉子、各种功能用房、生活设施等遗迹和遗物,反映钱币冶铸要素齐全,非常完整的体现了清代宝川局钱币铸造及管理全过程。宝川局遗址规模宏大、遗迹清楚、遗物丰富,体现了官方组织管理的特征。

  唐彬表示,清代宝川局遗址分布面积大,窑炉及附属设施数量多,布局结构较为清晰,出土钱币丰富,为复原和研究清代宝川局的建置沿革、功能区划与布局、铸币工艺流程以及清代成都城的历史风貌,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重要参考材料。宝川局钱币广泛流通于全川各地,遗址发现的乾隆通宝多保留铸币过程中留下的翻砂、浇筑钱树等痕迹,是研究清代铸币工艺流程的难得的实物范例。(完)

【编辑:刘越】 丝瓜网 crfg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