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中国学生,还不敢面对这种焦虑

导读: 2月3日,春节假期一结束,卢葆棋就投入社工团队组织的心理疏导工作中,那正是国内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卢葆棋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也是广州海珠区“青年地带”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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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春节假期一结束,卢葆棋就投入社工团队组织的心理疏导工作中,那正是国内疫情最严峻的时期。


卢葆棋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也是广州海珠区“青年地带”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服务项目副主任。对社会工作者而言,疫情给他们平时并不轻松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


每一次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公众的应激反应。


根据北师大心理学部防疫心理援助团队的统计数据,截至2月10日,前来咨询的人中感觉到恐慌、焦虑、害怕的人数最多,约占44%;其次是健康焦虑,怀疑自己患肺炎的占19%;出现躯体化症状以及感觉情绪低落、沮丧、抑郁的人各占7%;因疫情影响出现家庭问题和亲密关系议题的,占6%。


疫情导致的个人心理问题,若积压过久,可能导致过激行为,甚至左右群体心理状态,拖拽整个社会出现焦虑状态。


除了依靠心理热线援助,还有一些民间自发的心理互助小组。例如在百度的新型冠状病毒贴吧里,网友无意中组成了一个个疫情期间的“情绪互助小组”,通过相互倾诉、乐观调侃等方式,排解因疫情出现的信息焦虑、隔离恐慌等负面情绪。


和12355等心理咨询热线这种单方面的倾诉方式不同,心理互助小组的本质是一个同舟共济的团体:


成员们通过交流经验,分享感受、情绪、观点,相互支持和鼓励,以依靠自身力量改变“问题行为”为原则,解决共同存在的“问题”,并协助更多人从中解脱。



疫情下的民间心理互助


疫情期间无法举办线下活动,卢葆棋和其他社工展开了一系列线上心理互助活动,包括招募线上志愿者宣传防疫知识及咨询。 


卢葆棋说:“疫情期间,我们做了一次‘假如生命只剩一小时’线上活动,让参加者一起思考并讨论:如果生命剩下最后一小时,你要怎么安排?如何写你的遗嘱?如何分配你的资产?你想要一个怎样的葬礼?”


欣欣参加了这个活动,她说:“在写遗嘱的环节,我在追悼会地址停留许久,不知道该如何填写。最后的分享环节,我觉得大家对生命有着不同的看法——敬爱、珍惜、渴望,我很高兴通过这个活动认识了一群热爱生命的人。”



卢葆棋表示,参加心理互助小组的活动后,不少人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有的甚至卸下心防,袒露自己自杀或自残的经历。


在互助小组里,不会有人因倾诉焦虑受到责怪,也不用担心被谴责传播负能量。


加入互助小组后,有人写下这样一段话:“有时候,这些说着丧气话的普通人更能给我信心,原来有人和我一样有着同样的问题,让我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


卢葆棋说:“疫情期间,许多被困在家中的青少年的身心状况令人担忧,不少人产生了抑郁、失眠或狂躁等情绪问题。在心理疏导方面,我们认为最难推动的就是青少年的心理治疗。


经济阶层越高、父母越是事业成功的家庭,越难接受孩子存在心理障碍,会拒绝带孩子看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如果参加心理互助小组,可能他们抵触的心态没有那么强烈,因为这听起来没那么‘严重’。”


Sunnie是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社会工作硕士,有两年半的一线社工经验。疫情发生后,她从社工转行做心理咨询助理,如今是解忧集市的一位日本和谐粉彩正指导师。



Sunnie组织过一个慢活人生放松小组,在社工站点做免费活动,引领青少年进行不同的放松体验,如烹饪、画画、运动、欣赏音乐等。


参加者可以在体验中建立关系,也可以进行自我探索,发掘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


她介绍道,按照每周举办一次活动的频率,互助小组需要两三个月才能达到效果,因为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需要一定时间。


带领者通过让人感兴趣的主题,让组员产生信任,他们才可以敞开心扉,谈自己的问题。


Sunnie说:“我希望参加者能从体验中挖掘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在友好的氛围下对生活再次充满希望。”



“我是马修。今天我无话可说”


心理互助小组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在非心理治疗的环境中进行自发、自愿的互助,增加社会支持力量,因此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心理专家的组织与领导的,例如著名的匿名戒酒互助小组(Alcoholics Anonymous Meeting,简称AA)。


AA于1935年在美国成立,诞生至今,有200多万酒精依赖症患者获益。目前大约150个国家有AA的活动,会员总数超过100万人。


在New York Intergroup网站的互助小组清单里,列出了在纽约州长期进行的AA聚会。有的是封闭式互助小组,参与者从创组就加入,之后不接收新人,直到一整期结束。


其优点是私密性强,大家互相熟悉,便于分享深入的经历与想法。有的则是开放式互助小组,形式自由,参与者不固定,可随意选择参加或退出,想发言就发言。



匿名戒酒互助小组网站。


Alex是AA小组的常客。他小时候经历过家暴,初中开始依靠酒精麻痹自己。19岁时他去了纽约,在某一个宿醉的早晨,他偶然闯入一个AA聚会。听到别人的故事后,他深深地被触动了,由此开始了人生的转折。


如今Alex戒酒10年,以前想达到的生活目标也基本上实现了,于是他回到AA聚会,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激励别人。


美国作家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纽约无牌私人侦探马修·斯卡德也是一名AA会员。他在参加AA聚会时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马修。今天我无话可说。”


心理互助小组在美国相当普遍,国内目前则是稀缺的。实际上,心理互助小组的主题多样:有成长性、发展性的(家长互助小组),也有支持性的(艾滋病、同性恋、未婚妈妈),还有少数治疗性的(预防自杀的幸存者互助小组、戒烟小组、戒酒小组等)。


小组中有组长和副组长(有时候只有组长),由社会工作者担任。组长需要确保每一位组员积极参与、确保谈话围绕主题、引导组员之间的互动等;副组长则进行辅助,以及提醒时间。



国内高校曾掀起过一股建立“起床协会”的潮流。


2013年,曾自称为“不分四季型冬眠症晚期患者”的胡孝楠某天顿悟“人生何须久睡,死后自会长眠”的道理,在人人网创建了“北京大学起床协会”的公共主页。


这个互助小组形式的协会,以团结起床困难户、为实现“早起、吃早饭、早打卡”的伟大理想而奋斗为宗旨,号召会员早起集合,共进早餐。


随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也都有了“起床互助小组”。“北大床协”也因此成为国内最早的网红互助小组。



“我们和你有一样的问题,


你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尽管社会工作机构承担了大部分心理互助工作,民间自发的互助小组依然稀缺。


28岁的小苏是金融从业人员,他在豆瓣上发起过社交焦虑互助小组,自己找场地、安排活动。这个互助小组存活了两年。


小苏有社交恐惧症,在芝加哥交流学习期间,他无意中加入了一个社交焦虑互助小组。发起人Max拥有心理学专业背景,因患有社交恐惧症,他无法从事需要一对一交流的心理咨询工作。尽管如此,Max还是希望尽可能帮助一些与自己同样患有社交恐惧症的人。



于是,Max在网上发布了社交焦虑互助小组的活动信息。小组每周六下午在教会办公楼举行活动,是Max以2小时10美元的超低价租来的。报名人数须两人以上,大家以自愿为原则支付活动费用,金额不限。


发起人会设置主题,参与者会针对一本书或某个话题进行讨论,各抒己见。在自由讨论环节,参与者可以分享近期自己有什么开心或不开心的事。


小苏曾尝试通过各种方法解决社交焦虑,加入互助小组让他收获颇丰。


小苏说:“我们定期聚会,一起分享最近的烦恼、忧愁,在小伙伴的帮助下进行一些相对安全的社交暴露活动,自己的社交恐惧症由此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很多人一开始是带着解决困惑的心态加入的,其实,心理互助小组的意义,是让你找到社会认同和勇气。” 



回国后,小苏希望把这种互助体验传递出去,于是他在豆瓣组建了社交焦虑互助小组。想加入小组的人,需要说明自己何时开始社交焦虑、目前的焦虑状况。


小苏以2小时100元的价格租下朋友公司的会议室,每周六的互助活动,就在这里展开。


有时候是读书分享,有时候是做游戏,或者在小伙伴的帮助下进行一些社交模拟活动。小苏会安排一个话题或活动作为“热身”,之后是每人轮流分享和讨论的时间。


小苏说:“在这里,没有人会取笑你。你的焦虑,我们都懂;你对克服社交焦虑的渴望,我们也都知道。最重要的是给参与者传递一个信息:‘我们和你有一样的问题,你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小苏说:“如今,社交焦虑的治疗手段相当成熟,关于社交焦虑的著作也不少。但国内极少出版关于社交焦虑的书籍,我正着手翻译一本名为Managing Social Anxiety的书。因为没有合适的场地,互助小组无法继续,很遗憾。


我希望借鉴自己在国外参加互助小组的经验,集合大家的力量,发起类似的互助小组,大家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守望相助背后的心理学意义


人是群体动物,需要在群体中获得归属感、安全感,以及通过和他人的互动,不断建立自我的概念和价值观。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


民间自发互助小组在国内稀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差异。


在澳大利亚从事社会工作的弦子说:“心理互助小组的形式是10—20个人围坐,各自分享一周以来的体验和想法,再深入探讨。这对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



在国内学生的成长教育中,心理互助活动不算常见。/unsplash


“在中国,每个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是手放背后坐好,听老师讲课,这是一种单线程的输出。互动型课堂、团队分享、游戏的形式,孩子们只有在那些比较洋气的外教课堂或者课外活动中才能体验到。


很多人甚至到了成年,依然有面对公众不敢主动发言的心理恐惧。总之,互助小组的形式,距离国内的还有点远。”


弦子在医疗体系工作,很多互助小组的发起人是病患家属,例如照顾半身不遂人士的家属互助小组。在有病患需要照顾的家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照顾病人的家属的心理问题。


因此,有些病人家属会成立互助小组,大家交流照顾病患时遇到的问题、分享照顾病患的经验和生活小窍门,吐槽甚至开玩笑在这里都是被允许的。



向外需求帮助,也需要一种勇气。/unsplash


弦子说:“和社工组织发起心理互助不同,个人发起互助小组这个事情本身已经很困难,要有需求、有能力、有激情的人才有动力去做。除了要求发起人付出时间、精力,考验其组织能力,还关系到他承办这件事的人脉关系,以及如何说话、如何做事。


活动中有争端如何解决?是否要签署保密协议?如何处理冲突和意外?讨论的底线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卢葆棋说:“选择心理互助小组,我最在意的是它是否有相关背景和资质。有的心理创伤处理不慎,会涉及生命。抑郁互助小组里,如果有人抑郁情绪发作,在群里发自残的照片,那么对整个群都会造成刺激,从而引发多米诺效应。参加这样的小组,你有什么权利、什么风险,必须事先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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