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中国学生，还不敢面对这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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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春节假期一结束，卢葆棋就投入社工团队组织的心理疏导工作中，那正是国内疫情最严峻的时期。

卢葆棋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也是广州海珠区“青年地带”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服务项目副主任。对社会工作者而言，疫情给他们平时并不轻松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

每一次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公众的应激反应。

根据北师大心理学部防疫心理援助团队的统计数据，截至2月10日，前来咨询的人中感觉到恐慌、焦虑、害怕的人数最多，约占44%；其次是健康焦虑，怀疑自己患肺炎的占19%；出现躯体化症状以及感觉情绪低落、沮丧、抑郁的人各占7%；因疫情影响出现家庭问题和亲密关系议题的，占6%。

疫情导致的个人心理问题，若积压过久，可能导致过激行为，甚至左右群体心理状态，拖拽整个社会出现焦虑状态。

除了依靠心理热线援助，还有一些民间自发的心理互助小组。例如在百度的新型冠状病毒贴吧里，网友无意中组成了一个个疫情期间的“情绪互助小组”，通过相互倾诉、乐观调侃等方式，排解因疫情出现的信息焦虑、隔离恐慌等负面情绪。

和12355等心理咨询热线这种单方面的倾诉方式不同，心理互助小组的本质是一个同舟共济的团体：

成员们通过交流经验，分享感受、情绪、观点，相互支持和鼓励，以依靠自身力量改变“问题行为”为原则，解决共同存在的“问题”，并协助更多人从中解脱。

疫情下的民间心理互助

疫情期间无法举办线下活动，卢葆棋和其他社工展开了一系列线上心理互助活动，包括招募线上志愿者宣传防疫知识及咨询。 

卢葆棋说：“疫情期间，我们做了一次‘假如生命只剩一小时’线上活动，让参加者一起思考并讨论：如果生命剩下最后一小时，你要怎么安排？如何写你的遗嘱？如何分配你的资产？你想要一个怎样的葬礼？”

欣欣参加了这个活动，她说：“在写遗嘱的环节，我在追悼会地址停留许久，不知道该如何填写。最后的分享环节，我觉得大家对生命有着不同的看法——敬爱、珍惜、渴望，我很高兴通过这个活动认识了一群热爱生命的人。”

卢葆棋表示，参加心理互助小组的活动后，不少人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有的甚至卸下心防，袒露自己自杀或自残的经历。

在互助小组里，不会有人因倾诉焦虑受到责怪，也不用担心被谴责传播负能量。

加入互助小组后，有人写下这样一段话：“有时候，这些说着丧气话的普通人更能给我信心，原来有人和我一样有着同样的问题，让我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

卢葆棋说：“疫情期间，许多被困在家中的青少年的身心状况令人担忧，不少人产生了抑郁、失眠或狂躁等情绪问题。在心理疏导方面，我们认为最难推动的就是青少年的心理治疗。

经济阶层越高、父母越是事业成功的家庭，越难接受孩子存在心理障碍，会拒绝带孩子看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如果参加心理互助小组，可能他们抵触的心态没有那么强烈，因为这听起来没那么‘严重’。”

Sunnie是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社会工作硕士，有两年半的一线社工经验。疫情发生后，她从社工转行做心理咨询助理，如今是解忧集市的一位日本和谐粉彩正指导师。

Sunnie组织过一个慢活人生放松小组，在社工站点做免费活动，引领青少年进行不同的放松体验，如烹饪、画画、运动、欣赏音乐等。

参加者可以在体验中建立关系，也可以进行自我探索，发掘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

她介绍道，按照每周举办一次活动的频率，互助小组需要两三个月才能达到效果，因为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需要一定时间。

带领者通过让人感兴趣的主题，让组员产生信任，他们才可以敞开心扉，谈自己的问题。

Sunnie说：“我希望参加者能从体验中挖掘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在友好的氛围下对生活再次充满希望。”

“我是马修。今天我无话可说”

心理互助小组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在非心理治疗的环境中进行自发、自愿的互助，增加社会支持力量，因此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心理专家的组织与领导的，例如著名的匿名戒酒互助小组（Alcoholics Anonymous Meeting，简称AA）。

AA于1935年在美国成立，诞生至今，有200多万酒精依赖症患者获益。目前大约150个国家有AA的活动，会员总数超过100万人。

在New York Intergroup网站的互助小组清单里，列出了在纽约州长期进行的AA聚会。有的是封闭式互助小组，参与者从创组就加入，之后不接收新人，直到一整期结束。

其优点是私密性强，大家互相熟悉，便于分享深入的经历与想法。有的则是开放式互助小组，形式自由，参与者不固定，可随意选择参加或退出，想发言就发言。

匿名戒酒互助小组网站。

Alex是AA小组的常客。他小时候经历过家暴，初中开始依靠酒精麻痹自己。19岁时他去了纽约，在某一个宿醉的早晨，他偶然闯入一个AA聚会。听到别人的故事后，他深深地被触动了，由此开始了人生的转折。

如今Alex戒酒10年，以前想达到的生活目标也基本上实现了，于是他回到AA聚会，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激励别人。

美国作家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纽约无牌私人侦探马修·斯卡德也是一名AA会员。他在参加AA聚会时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马修。今天我无话可说。”

心理互助小组在美国相当普遍，国内目前则是稀缺的。实际上，心理互助小组的主题多样：有成长性、发展性的（家长互助小组），也有支持性的（艾滋病、同性恋、未婚妈妈），还有少数治疗性的（预防自杀的幸存者互助小组、戒烟小组、戒酒小组等）。

小组中有组长和副组长（有时候只有组长），由社会工作者担任。组长需要确保每一位组员积极参与、确保谈话围绕主题、引导组员之间的互动等；副组长则进行辅助，以及提醒时间。

国内高校曾掀起过一股建立“起床协会”的潮流。

2013年，曾自称为“不分四季型冬眠症晚期患者”的胡孝楠某天顿悟“人生何须久睡，死后自会长眠”的道理，在人人网创建了“北京大学起床协会”的公共主页。

这个互助小组形式的协会，以团结起床困难户、为实现“早起、吃早饭、早打卡”的伟大理想而奋斗为宗旨，号召会员早起集合，共进早餐。

随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也都有了“起床互助小组”。“北大床协”也因此成为国内最早的网红互助小组。

“我们和你有一样的问题，

你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尽管社会工作机构承担了大部分心理互助工作，民间自发的互助小组依然稀缺。

28岁的小苏是金融从业人员，他在豆瓣上发起过社交焦虑互助小组，自己找场地、安排活动。这个互助小组存活了两年。

小苏有社交恐惧症，在芝加哥交流学习期间，他无意中加入了一个社交焦虑互助小组。发起人Max拥有心理学专业背景，因患有社交恐惧症，他无法从事需要一对一交流的心理咨询工作。尽管如此，Max还是希望尽可能帮助一些与自己同样患有社交恐惧症的人。

于是，Max在网上发布了社交焦虑互助小组的活动信息。小组每周六下午在教会办公楼举行活动，是Max以2小时10美元的超低价租来的。报名人数须两人以上，大家以自愿为原则支付活动费用，金额不限。

发起人会设置主题，参与者会针对一本书或某个话题进行讨论，各抒己见。在自由讨论环节，参与者可以分享近期自己有什么开心或不开心的事。

小苏曾尝试通过各种方法解决社交焦虑，加入互助小组让他收获颇丰。

小苏说：“我们定期聚会，一起分享最近的烦恼、忧愁，在小伙伴的帮助下进行一些相对安全的社交暴露活动，自己的社交恐惧症由此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很多人一开始是带着解决困惑的心态加入的，其实，心理互助小组的意义，是让你找到社会认同和勇气。” 

回国后，小苏希望把这种互助体验传递出去，于是他在豆瓣组建了社交焦虑互助小组。想加入小组的人，需要说明自己何时开始社交焦虑、目前的焦虑状况。

小苏以2小时100元的价格租下朋友公司的会议室，每周六的互助活动，就在这里展开。

有时候是读书分享，有时候是做游戏，或者在小伙伴的帮助下进行一些社交模拟活动。小苏会安排一个话题或活动作为“热身”，之后是每人轮流分享和讨论的时间。

小苏说：“在这里，没有人会取笑你。你的焦虑，我们都懂；你对克服社交焦虑的渴望，我们也都知道。最重要的是给参与者传递一个信息：‘我们和你有一样的问题，你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小苏说：“如今，社交焦虑的治疗手段相当成熟，关于社交焦虑的著作也不少。但国内极少出版关于社交焦虑的书籍，我正着手翻译一本名为Managing Social Anxiety的书。因为没有合适的场地，互助小组无法继续，很遗憾。

我希望借鉴自己在国外参加互助小组的经验，集合大家的力量，发起类似的互助小组，大家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守望相助背后的心理学意义

人是群体动物，需要在群体中获得归属感、安全感，以及通过和他人的互动，不断建立自我的概念和价值观。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

民间自发互助小组在国内稀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差异。

在澳大利亚从事社会工作的弦子说：“心理互助小组的形式是10—20个人围坐，各自分享一周以来的体验和想法，再深入探讨。这对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

在国内学生的成长教育中，心理互助活动不算常见。/unsplash

“在中国，每个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是手放背后坐好，听老师讲课，这是一种单线程的输出。互动型课堂、团队分享、游戏的形式，孩子们只有在那些比较洋气的外教课堂或者课外活动中才能体验到。

很多人甚至到了成年，依然有面对公众不敢主动发言的心理恐惧。总之，互助小组的形式，距离国内的还有点远。”

弦子在医疗体系工作，很多互助小组的发起人是病患家属，例如照顾半身不遂人士的家属互助小组。在有病患需要照顾的家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照顾病人的家属的心理问题。

因此，有些病人家属会成立互助小组，大家交流照顾病患时遇到的问题、分享照顾病患的经验和生活小窍门，吐槽甚至开玩笑在这里都是被允许的。

向外需求帮助，也需要一种勇气。/unsplash

弦子说：“和社工组织发起心理互助不同，个人发起互助小组这个事情本身已经很困难，要有需求、有能力、有激情的人才有动力去做。除了要求发起人付出时间、精力，考验其组织能力，还关系到他承办这件事的人脉关系，以及如何说话、如何做事。

活动中有争端如何解决？是否要签署保密协议？如何处理冲突和意外？讨论的底线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卢葆棋说：“选择心理互助小组，我最在意的是它是否有相关背景和资质。有的心理创伤处理不慎，会涉及生命。抑郁互助小组里，如果有人抑郁情绪发作，在群里发自残的照片，那么对整个群都会造成刺激，从而引发多米诺效应。参加这样的小组，你有什么权利、什么风险，必须事先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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