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知识空白，正把更多小孩推入“性侵噩梦”｜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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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是孩子们用来保护自己的最初、也是最有力的盔甲，别让它在角落里蒙了尘。

文 | 颖宝

从8岁到12岁，女孩小陈被继父性侵了4年。

最后一次，她躺在床上，忍受着继父猥亵。亲生母亲目睹了这一幕，但报警的动作，已迟到多年。

2005年，母亲生下小陈后，就与男友分手，带着女儿嫁给张某。

2013-2017年，母亲到国外打工。期间，未满14岁的小陈与继父同住一屋，在家中、酒店等处，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噩梦。

最终，继父张某因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被判刑15年。

孩子当然是害怕的，但她除了“服从”，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熔炉》剧照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这个案件归入“保护未成年权益典型案例”，并向社会公布。

这些典型案例，包括借教养关系、教学职业之便性侵儿童等类型，每一桩都在粉碎我们的认知——

“原来，仅仅教育孩子只是“提防陌生人”，远远不够，因为危险还来自于熟人，甚至‘亲友’。”

“叔叔说，摸一摸不会有事的”

“门卫爷爷摸我。”

2018年，浙江，小曼被性侵时，年仅6岁。

借玩具娃娃作演示，小曼向警察描述了当天下午的遭遇——

幼儿园放学后，小曼在门卫室一边画画、一边等妈妈来接。忽然，门卫用手摸了她的下身。小曼被吓坏了，完全不敢吱声。

小曼妈妈表示，直到门卫被判刑后，女儿仍不敢入睡，即使睡着了也会在梦中挥舞拳脚，似乎在驱赶些什么，需要在后续接受心理治疗。

很多时候，性侵的人就站在孩子身边。

可能就是那一位，被大雨淋湿的、相貌温和的大叔。/《素媛》剧照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抓捕。

河南，男子赵志勇在2015-2017年间，强奸了25名未成年女生。

李娜是赵志勇的同伙，她负责到当地初中学校寻找、集结年纪小的女生，运用殴打、恐吓、拍下体照片等威胁手段，逼迫女生们与赵志勇发生性关系。

25名受害女生中，有人遭强奸多次，有14人未满14岁。

赵志勇最终被执行死刑。

并不是所有“大灰狼”都能从外表辨认，比如赵志勇，这名性侵了25名女生的人，曾是第13届开封市总商会副会长。/澎湃新闻截图

案件发生后，媒体持续发起讨论，网友们不停地反省：

为什么这25名女生最初愿意随犯罪人走？为什么在强奸25人后，赵志勇的罪行才被揭发？

第一个问题，可能因为女生认识并轻信犯罪人，或受物质诱骗。

第二个问题、也是更重要的问题，因为未成年人缺乏性防范意识。

她们当中，有人认为被性侵是可耻的，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信念隐藏事实；

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毫无意识，根本不懂得这就是“性侵”。她们的成长教育里，没有这一课。

她们自然无法从眼前的男人身上，嗅到危险的气息。/《水果硬糖》剧照

2012年的暑假，12岁的美美到北京看望父母时，认识了23岁的郑某。

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郑某提出与美美“处朋友”，并将她多次带到北京、河北等地发生性关系。

直到父母报案，美美仍觉得自己是郑某的“女朋友”，而发生性关系，只是“处朋友”的其中一个环节。

小孩子太容易相信“爱情”，大人太擅长表达“爱情”。/《水果硬糖》剧照

羞耻于谈论性问题，让正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错失逃脱或反抗的机会，也蒙蔽了大众关注此类问题的双眼。

据女童保护基金会发布的报告，在2019年，我国共发生301起性侵儿童案件，受害儿童共807人。

有人长舒一口气：放眼全国数以万计的案件数量，301起占比“挺小的”。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有太多相关案件，无奈于取证难、儿童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等原因，还没进入公众视野或司法程序，就被抹去了。

女童保护基金会也承认这一点，并在报告开头声明：仅统计被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因此案件数量，其实是远远少于实际总量的。

实际情况呢？严重得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估算：“涉及中小学生的性侵案件，隐案比例为1:7。”意味着，每发生7起相关案件，才有1起进入司法。

竟有这么多毫无人性的“变态”，对小孩下手！/《熔炉》剧照

同时，据《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我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量连年上升。

在2019年，检察机关以“强奸未成年人”为由，起诉12912人、同比增长39.33%；起诉“猥亵儿童”5124人、同比增长56.12%；起诉“强制猥亵未成年人”1302人、同比增长45.31%。

大幅度增长的案件数量背后，是一段段被毁掉的人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

未成年人面临的性侵害威胁越来越大，但能引发社会警惕的，却寥寥无几，给大众造成“性侵未成年人只是小概率事件”的错觉——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教育孩子防范呢？”

“妈妈没有告诉我，

被摸的时候要反抗”

忽略家庭和性教育，让孩子更容易遭性侵；羞于公开性侵细节，让更多家庭忽略防性侵教育。

这是一个死循环。

了解它，是打破循环的前提。

女童保护基金会统计，2019年有70.43%性侵未成年人案例，是熟人作案。

他们分别是老师（35.38%）、亲戚朋友（12.7%）、邻居（11.32%）、家庭成员（10.38%）和网友（9.91%）。

教学场所、住所，是最常出现的作案场所，也是孩子们曾以为最安全的“港湾”。/女童保护基金会

相比成年人，身材娇小、对世界认知不足的未成年人，更容易激发某些人内心的邪念——无论他们在人前有多正直、多老实、口碑有多好。

毕竟，“大灰狼”或许会忌惮成年人的反抗能力，但不会害怕一个幼童。

在孩子的世界里，每一个大人都可能是这匹“狼”。

从施害人年龄上看，各年龄段占比相差不多。可见，无论眼前的大人是18岁，还是70岁，都可能心怀邪念。/女童保护基金会

监护人与其将自己的“看人经验”强加在孩子身上、教育他们“别搭理某几类人”，倒不如教他们提防指定行为和话语，比如“将手伸进你裤裆的，无论是老师还是陌生人，都一定是坏人”。

除了熟人性侵，随着网民低龄化和直播平台日渐流行，“网友作案”的占比近年来也越来越大。

2018年，32岁的胡某在直播平台上认识了11岁的小李。经过一番“交心长谈”，胡某取得了小李的信任，开始怂恿她拍摄色情图片、视频，并在直播中做不雅动作。

如今的孩子，“人手一台手机”是常态，却还没学会分辨危险，被“信任的哥哥姐姐”哄两句，就照着对方意思去做。

今年年初引发轰动的韩国“N号房”事件，涉及16名未成年女孩，她们曾被强迫拍摄性暴力视频。

还有一类是“未成年人性侵未成年人”，案发占比最小，但影响最恶劣。

比如发生在今年5月“陕西一小学女生校内遭4名男生侵害”事件，和发生在1988年、在世界范围引发众怒的“日本17岁少女遭4人施暴984小时后死亡”事件，犯案者都是未成年人。

无论属于什么类型，这些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都指向一个根源——

涉身其中的孩子，都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身体。

更难以理解“性伤害”对身体、心理造成的影响。

这就造成缺乏性知识的孩子更容易被性侵的现象。

正如一个连“我从哪里来”都搞不明白的小孩，又如何理解性行为与生孩子的关系？

既然不知道发生性行为后会怀孕，她怎么可能学会拒绝性暗示动作、保留性侵证据和避孕呢？

我们只向孩子展示世界的美好，却忘了告诉她们，再美好的事物也有阴影。/《素媛》剧照

城市、农村性侵儿童案件比例，也佐证了这一点。

2019年，发生在城市的性侵儿童案占比56.81%，发生在农村的仅占比13.62%，其余发生在县城。

不是农村的比较安全，而是城市孩子接受性教育的机会更多，懂得反抗性侵并向监护人求助，通过司法流程为自己讨回公道；农村孩子在“性”这方面，相对不这么开窍，若遭性侵，大多想着掩盖过去，即便想报警，也不懂得如何保留证据。

此外，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遭性侵的风险也很高。

据齐鲁晚报，性侵农村留守儿童的案件数量，近年来不断攀升。

这个群体缺乏父母看管，从小学着混社会，出入复杂的场所、接触不明身份人士，因此与农村未成年人有关的案件，有67.7%都是性侵案。

农村的路灯较少、人群密集度较低，也给施害者更多犯案机会。/图虫创意

“我们有阻止和反抗的力量”

“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

台湾女孩林奕含的自传体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房思琪告诉妈妈，学校里有个同学和老师在一起。

妈妈毫不犹豫地吐出这句话。

那一刻，房思琪决定不再说话——妈妈的反应让她知道，小孩子只要与人发生性行为，就是做错了事，无论是不是自愿。

老师李国华正是抓准了家长这种拧巴思维。

最终“鼓励”他实施性侵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他坚信，“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

结果如他所料。

小说讲述的性侵儿童事件，就像一场烧毁房思琪人生的大火，老师是点火的人，妈妈则是添柴的人。

有些话，一定要等孩子出事后，才去说吗？/《公正社会》剧照

遗憾的是，这位忽略儿童性教育的妈妈，是我国许多父母的缩影。

去年，深圳晚报做了一个调查。有超过40%的受访父母表示，自己的孩子从未接受过性教育或不了解情况；对于尚未成父母的80、90后，有超过50%的人表示父母从未给自己普及过性知识、近70%的人从未在学校接受过性教育。

作为孩子最亲密的人，父母不主动谈论性问题，难道要等陌生人开口？

孩子因性知识空白，导致受害几率提高，父母也要背锅。

女童保护基金会数据显示，遭受性侵的儿童中，有57.48%在14岁以下，还有26.25%未知年龄、被媒体表述为“幼女”。如果父母还抱着“长大后自然就懂‘性’了”的心理，那在孩子长大前，她们拿什么保护自己？

因此，减少性侵儿童案件的第一步，是将性教育作为全民教育来普及，不仅孩子要学，家长更要学，而且是必修课程。

不是只有会发生性行为的人，才需要相关知识哦！/《公正社会》剧照

第二步，是落实“性侵未成年人强制报告”。

也就是说，在学校、托管机构、培训机构等与未成年人亲密接触的行业领域，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性侵先兆或线索，就必须向公安机关报告。

这个建议在今年“两会”也被再度提出，原因是有些教育行业人员，对性侵儿童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采取“强制性”规定，或许能帮助更多孩子，提前把噩梦的火苗踩灭。

“强制报告性侵线索”以外，还可以延伸出“建立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涉及未成年人的行业，在录用人员前应该查询犯罪信息，阻止有前科的人再从事相关职业。

有前科的人，却能毫无约束地在我们身边游荡，光想想就害怕。/《素媛》剧照 

这种“信息公示制度”，在国外早有先例——

美国《梅根法案》规定“将性犯罪案件资料放到网上以供读取”；

在澳大利亚，各洲政府可共享性犯罪者的资料、行踪动态；

在韩国，性侵未成年人的刑满释放人员，必须佩戴电子脚环，以达到遏制再犯目的，并提醒周围人群“小心！这个人曾经性侵儿童”。

1994年，7岁的美国女孩梅根（Megan）在家附近，被一名性侵惯犯绑架、奸杀。这一事件推动《梅根法案》的确立。

抗争还是妥协，于社会大众，于未成年人，都有选择的力量。

孩子不懂性是什么，教他们就懂了；不懂分辨好人或坏人，我们就给有前科、危险性较大的人“贴标签”，提醒他们注意回避。

毕竟，面对儿童性侵，我们不能只有愤怒、悲伤和谴责啊！

性教育，是孩子们用来保护自己的最初、也是最有力的盔甲，别让它在角落里蒙了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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