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然：上海圖書館藏蜀石經《毛詩》拓本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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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圖書館藏蜀石經《毛詩》拓本綜理

王天然

內容摘要：本文系統梳理了上海圖書館所藏蜀石經《毛詩》拓本，對其文獻形態、與清人摹本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綜合考察。在此基礎上，得出若干新的認識：其一，拓本所附丁敬詩中綫索以及拓中所見朱筆頁號，皆進一步支持了王國維“蜀石經拓本一綫之傳皆出明內閣”的判斷。其二，拓本偶存原石編號正可與近代所出《毛詩》殘石拓片所見編號相參，爲復原蜀石經《毛詩》原石形制提供了條件。其三，由拓本中的卜煞符號可以略知古人的校勘情實。其四，拓本於乾嘉之際曾佚去《周南》十一篇，而武英殿本《毛詩注疏》卷一《考證》恰保存了若干蜀石經《周南》異文，據此可以略窺其貌。

關鍵詞：蜀石經；毛詩；東宮書府；武英殿本

一、引 言

現存已知來源於明內閣的蜀石經拓本中，惟《毛詩》殘拓尚無完整影印本[1]，該拓本原件現藏上海圖書館。清人曾有多部摹寫傳抄本或摹寫影刻本，目前的蜀石經《毛詩》研究一般僅能以清人摹本爲據。但摹本終究與原拓不同，無法完全呈現拓本原貌。2019年12月12日本人有幸在上海圖書館得見殘拓原件[2]，深感原拓蘊涵了豐富信息，綜理工作實有必要。原拓中除殘拓本身，還包括原石編號、朱筆頁號、卜煞符號、遞藏鈐印、前人題記等，皆爲考察該拓本的重要綫索。因目前原拓全貌尚不易見，故本文在討論其他問題前不避煩瑣，將對原拓的外部形態進行詳細描述[3]。既爲方便讀者理解，亦兼有文獻保存之意。

二、蜀石經《毛詩》拓本形態描述

其一，黃丕烈收藏殘拓原盒尚存，楠木書函上刻“蜀石經毛詩殘碑 士禮居藏 一冊全函”，並有墨筆字跡“乙號中”[4]。殘拓錦面題簽作“蜀石經毛詩殘本 嘉慶十年七月嘉定錢坫獲觀并題（鈐‘獻之’朱文方印）”。殘拓一冊經折裝，共五十開：第一開爲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葉志詵題識[5]；第二開爲道光二十八年五月戴熙題記[6]；第三開至第四十三開爲殘拓，起《召南·鵲巢》鄭箋“……爵位，故以興焉”，訖卷二《邶風·二子乘舟》尾；第四十四開至第四十六開爲嘉慶九年（1804）四月李福過録厲鶚、丁敬、趙昱詩及全祖望跋[7]；第四十七開至第四十八開爲嘉慶九年四月黃丕烈題識[8]；第四十九開右半爲錢大昕致黃丕烈書札一通，左半爲黃丕烈題詩一首[9]；第五十開爲黃丕烈嘉慶九年十一月題識[10]。

其二，殘拓部分鈐印情況如下"同時可參考表1。第三開右半開卷首右下角自下至上鈐“蕘夫”朱文方印、“丕烈”朱文方印、“上海圖書館藏”朱文方印，右上角鈐“士禮居”朱文方印；卷一尾鈐“王印尃”白文方印、“蠹香樓藏”白文方印、“黃印丕烈”白文方印、“學耕堂印”朱文方印、“汪”朱文圓印、“文琛”白文方印、“汪印士鐘”白文方印、“范鍇借觀”朱文方印[11]；卷二首鈐“敬此書義助於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廣仁義學永遠爲有志之士公讀者”朱文方印、“蠹香樓藏”白文方印、“丕烈”朱文方印、“蕘夫”朱文方印、“士鐘”白文方印、“閬源父”朱文方印、“范鍇借觀”朱文方印[12]；卷二尾右半開鈐“雪浦珍藏”白文方印、“黃印丕烈”白文方印、“文琛”白文方印、“厚齋”朱文方印、“閬原所藏金石文字”朱文方印；左半開鈐“王印尃”白文方印、“蠹香樓藏”白文方印。

其三，殘拓半開六行，大字滿行十四字至十五字不等，小字雙行滿行十九字至二十二字不等。據黃丕烈嘉慶九年四月題識，此冊初歸黃氏時猶爲舊裝，覆背俱宋紙，四圍亦用宋皂紙副之，但因蠹蝕破損不得已而重裝[13]。又據上文注釋所引陳鱣嘉慶九年十二月題記可知，黃氏重裝飾以藏經箋。而殘拓字體屬率更體，我們將其與近代所出蜀石經《毛詩》殘石拓片對比可以發現，拓本與拓片之字結體一致，應爲一人書寫，詳見圖1、圖2[14]。另，拓本又有朱筆頁號[15]，其中朱筆標作卅二、卅六、卅九、四三、四七、四九、五三、五六、六六、六七、六八、七〇、七一、七五、七六、七七、七九、八一、八二、八三、八八、八九、九三、百一、百三、百六、百八、百九諸頁中又有朱書卜煞符號[16]。

圖1：上海圖書館藏蜀石經《毛詩》拓本

圖2：四川博物院藏蜀石經《毛詩》殘石拓片

三、蜀石經《毛詩》拓本與清人摹本

徐森玉曾勾勒蜀石經《毛詩》拓本遞藏情況云：清乾隆時殘拓爲錢塘黃樹穀廣仁義學所藏[17]，乾隆七年（1742）臘月曾在杭州趙昱家中，經厲鶚、丁敬、全祖望等共同欣賞[18]，不久即歸黃丕烈[19]。但在自趙氏歸黃氏的過程中，曾一度歸太倉王溥及仁和魏鉞[20]，而就在其間此本又由二《南》、《邶風》二卷佚去《周南》十一篇[21]。最後歸嘉興程文榮[22]，1949年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自程家徵集得來，入藏上海圖書館[23]。

此殘拓藏於王尃、黃丕烈處時均有摹寫本或傳寫本流出[24]，其中的兩種現極易獲讀。一是吳騫拜經樓舊藏摹寫傳抄本，今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25]，以下簡稱吳本。此本有黃丕烈、吳騫校文及陳鱣、朱昌燕題記，光緒間又經徐蓉初收藏[26]。二是道光六年（1826）陳宗彝據張敦仁藏本影刻之本，今有《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影印本[27]，以下簡稱陳本。今以蜀石經《毛詩》殘拓與吳本、陳本對勘，詳述所得如下。

其一，摹寫本或摹寫影刻本對原拓中某些殘損之字作了補字處理。例如《召南·何彼襛矣》“何彼襛矣，唐棣之華”下鄭箋“興者，喻王姬顔色之美盛也”，“色”字原拓已殘損，吳本、陳本均補作“色”；“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下毛傳“武王之女，文王之孫”，“孫”字原拓已殘損，吳本、陳本均補作“孫”。又如《邶風·柏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下鄭箋“厚之至也”，“厚”字原拓已殘損，吳本、陳本均補作“厚”。再如《邶風·新臺》“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下毛傳“泚，鮮明也”，“泚”字原拓已殘損，吳本、陳本均補作“泚”。

其二，摹寫本或摹寫影刻本對原拓中明顯的錯誤進行了改正。例如《邶風·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憂”下毛傳“耿耿，田儆儆也”，吳本“田”字上有塗抹痕跡[28]，陳本則改“田”作“由”。又如《邶風·緑衣》“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下毛傳“憂雖欲目止，何時能止也”，吳本、陳本改“目”作“自”。再如《邶風·擊鼓》“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下鄭箋“平陳與宋，謂使告宋曰‘君爲王，邑以賦與陳、蔡從’也”，吳本、陳本改“王”作“主”[29]。

其三，摹寫本或摹寫影刻本雖以呈現原拓面貌爲主要目的，但也產生了一些錯誤，如表2諸例。

其四，由表2中（1）（2）（3）（6）（7）（9）（11）（13）（14）（15）諸例可見吳本與原拓不同處，陳本均與吳本同，而由（4）（8）（10）（12）（16）諸例可見陳本與原拓又有其他差異，這說明吳本更接近原拓。如果繼續考察陳本、吳本異同，則可發現陳本所據張敦仁原本並非從原拓抄出，其所據可能即是吳本或與吳本同時抄寫的副本[32]。例如《邶風·燕燕》“之子于歸，遠送于南”下毛傳“陳 衛南”，“陳”“衛”二字間原拓無字而留有餘地，吳本增寫一“□”符號，陳本所據張氏之本傳抄則近似“口”字。

其五，陳本“丘”字均闕筆，“寧”字均作“寕”，似是陳宗彝道光六年刊刻時爲避孔子、清宣宗諱而改[33]。

四、蜀石經《毛詩》拓本小識

如進一步考察原拓中的細節，則有以下若干新的認識。其一，拓本所附李福過録丁敬詩云“中間古印辨不真”，此詩爲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丁氏於趙昱家中觀賞《毛詩》拓本時所作[34]。今檢拓本，卻並無“辨不真”之“古印”。我們知道，蜀石經《穀梁》《左傳》拓本中有“東宮書府”九疊篆文印[35]，其篆體特殊，字形不易辨認，正符合丁詩的描述。據此可以推測，丁敬所見“古印”當鈐於《周南》卷首，因此部分已佚失，故今不可見。王國維《蜀石經殘拓本跋》認爲蜀石經拓本一綫之傳皆出明內閣[36]，而丁詩所存的這一隱微綫索，以及上文所述蜀石經《毛詩》《穀梁》原拓中皆有同類朱書頁號的現象，皆爲王氏的論斷提供了佐證。

其二，拓本偶存原石編號，正可與近代所出《毛詩》殘石拓片所見編號相參。如此次考察發現拓本頁七四《邶風·擊鼓》上端有數字“十二”，此編號顯然是原石刻字，當爲拓本裝裱時未被裁去而偶然保留者。而近代出土的《曹風·鳲鳩》殘石拓片上端有數字“五十六”[37]，亦可印證《毛詩》原石刻有編號。這些信息爲復原蜀石經《毛詩》原石形制提供了條件[38]。

其三，由拓本中的卜煞符號可以略知古人的校勘情實。上文已言拓本共二十八頁有朱書符號，作“”“”“”“”等形，均屬卜煞符號。“卜煞”一詞見宋人筆記，是對誤字衍文進行刪除的一種符號，其形態有多種變體[39]。此拓本中卜煞符號所出均爲蜀石經與後世刊本顯然有別之處，詳見表3[40]。

清代藏書家對蜀石經原拓十分珍視，此類符號應非清人所爲。較爲合理的推測是，朱書卜煞符號與頁號皆爲拓本製成之初、庋藏內府時期所添[42]，而時人曾以刊本校拓本。

五、蜀石經《周南》管窺

武英殿本《毛詩注疏》卷一至卷三之《考證》保存了若干蜀石經《周南》《召南》《邶風》異文，其他各卷《考證》均無蜀石經異文。蓋經史館校勘《毛詩》所據即此拓之傳抄本。然武英殿本未對其所據之蜀石經《毛詩》作任何說明，何以知爲傳抄本？卷二《考證》中有一例可爲佐證：“‘維參與昴’箋‘亦隨伐、留在天’，蜀本石經此句下多‘猶妾雖賤亦與夫人同御于君也’十三字。”今檢拓本作“猶諸妾雖賤與夫人亦進御於君也”十四字。如殿本校勘所據爲原拓本，不當偏差如此。至於蜀石經本的來源，方苞《奏重刊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云：“伏祈皇上飭內府並內閣藏書處，徧查舊板經、史；兼諭在京諸王大臣及有列於朝者，如有家藏舊本，卽速進呈，以便頒發校勘。幷飭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購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監板經、史，各送一二部到館。”[43]作爲參校本的蜀石經《毛詩》傳抄本或即由徵集得來。

然而經史館校勘《毛詩》雖在乾隆四年（1739）[44]，但武英殿本利用蜀石經撰寫《考證》的時間可能並非在此年。《召南·采蘋》“于以采藻”鄭箋“芼之以蘋藻”條，《考證》云：“監本作‘芼用蘋藻’，臣光型按《昏義》文本作‘芼之以蘋藻’，今從石經改正。”光型即殿本校刻十三經諸臣職名“編校”中所列“原任刑部主事臣李光型”。李氏乾隆七年（1742）由張照舉薦升刑部主事，任事兩年病歸[45]。乾隆八年（1743）三月，張照又請調李氏入經史館充校勘之任[46]。聯繫上文所言乾隆七年臘月以前《毛詩》拓本藏於杭州廣仁義學不爲人知、臘月始歸杭州趙昱小山堂之事實，此拓本的傳抄本很可能是在乾隆七年十二月後由小山堂傳出，進而被經史館利用。又因其時蜀石經已屬稀見文獻，一朝復出便受到重視，武英殿本《毛詩》前三卷《考證》共引蜀石經異文四十二條，遠逾其他參校之本。

上文已言，此拓本於乾嘉之際曾佚去《周南》十一篇及《召南》首篇《鵲巢》半頁[47]。如今，我們對卷一《考證》中所存異文進行考察，便可略窺所佚拓本《周南》大貌[48]，現列表4如下。

如將現存《毛詩》拓本與北監本互校可知其間異文甚多[50]，而武英殿本卷二卷三之《考證》所取異文僅是很小的一部分。據此可見，館臣的校勘工作可能不甚精細，而表4所列《周南》異文也僅能體現蜀石經的部分面貌。又，館臣對異文的擇取當有一定標準，今對卷二卷三《考證》進行梳理可知：其一，異文屬虛詞增減而與文意無涉者一般不取；其二，異文屬異體字、通假字者一般不取；其三，異文屬蜀石經明顯訛誤者一般不取。但不屬於此三類情況的異文卻也時有遺漏[51]，殿本校勘與《考證》撰寫工作的疏略亦由此可見。

若再進一步分析表4，則可發現其中異文又有需要深入討論者。如例（10），《樛木》小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下鄭箋作“后妃能和諧衆妾”，蜀石經本“后妃”上多“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八字，其所出“忌”字實不能與《樛木》小序“嫉”字相合，而此八字正爲《小星》小序“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下鄭箋之文，此處八字異文當爲衍誤。又如例（16），《芣苢》小序“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蜀石經本作“天下和平”，然其下鄭箋云“天下和，政教平也”，據此可知《芣苢》小序不當有“天下”二字，蜀石經本爲衍誤。《考證》在擇取異文時雖有以上諸多問題，但尚能體現蜀石經的性質。如例（1）（12）（21），蜀石經與刊本在文意上均存在較大差距，當自有文獻依據，其小字注文尚未受到雕版刊經“擾動”的特徵依稀可見。

六、小 結

通過對蜀石經《毛詩》原拓的調查，本文得出以下新見。其一，殘拓所附清人詩中綫索，以及拓中所見朱筆頁號，皆進一步支持了王國維“蜀石經拓本一綫之傳皆出明內閣”的判斷。其二，拓中所存原石編號正可與近代所出《毛詩》殘石拓片所見編號相參，爲考察蜀石經《毛詩》原石形制提供了新的關鍵信息。其三，拓中朱書卜煞符號，實可反映古人的校勘情實。且因此類校勘很可能發生于內府庋藏階段，故又別具意義。其四，據武英殿本《毛詩注疏》卷一《考證》所存若干蜀石經《周南》異文，可以了解乾嘉之際佚失的拓本大貌，並可進一步輯出殘字、略作復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附記：本文初版發表於《中國經學》第十九輯，2019年10月；修訂版收入《七朝石經研究新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年1月。

[1]其餘拓本均有1926年劉體乾（健之）影印本。《毛詩》殘拓現有部分影印選頁，如《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碑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28頁；仲威：《善本碑帖過眼録》，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185頁。

[2]查閱過程中先後得到史睿、張志清、黃顯功、樊兆鳴諸位先生的熱情幫助，謹此致謝。

[3]請同時參考仲威所作描述，詳見仲威：《善本碑帖過眼録》，第181頁。

[4]陳鱣嘉慶九年十二月爲吳騫《蜀石經毛詩攷異》題記云：“今歸吳中黃君紹甫，裝以藏經箋，函以香枏木。”詳見《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8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頁。按，陳氏見時已有此木函。

[5]因《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碑帖》《善本碑帖過眼録》二書均未影印葉氏題識，故録文於此：“道光戊申春三月朔日葉志詵借觀，時將就養粵東撫署，匆匆倚裝題記京師虎坊橋寓朱竹垞舊宅。（鈐‘葉志詵’半朱文半白文印）”

[6]圖版見《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碑帖》，第322頁。

[7]圖版見《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碑帖》，第326-327頁。

[8]圖版見《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碑帖》，第328頁。

[9]圖版見《善本碑帖過眼録》，第184頁。

[10]圖版見《善本碑帖過眼録》，第185頁。

[11]圖版見《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碑帖》，第324頁。

[12]圖版見《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碑帖》，第325頁。

[13]詳見《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碑帖》，第328頁。

[14]圖1據《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碑帖》，第323頁；圖2據《說文月刊》1940年第2卷第4期插頁。

[15]2019年9月16日本人往國家典籍博物館參觀，當日所展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蜀石經《穀梁》原件卷八殘拓首開，內容當成公元年卷首，有同類朱筆頁號，右半開標“一”、左半開標“二”。《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録》所收《穀梁》拓本卷六首頁書影，內容當文公元年卷首，亦有同類朱筆頁號，標號爲“一”。詳見《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頁。可見現分藏上海、北京的蜀石經《毛詩》《穀梁》拓本擁有同類朱書頁號，故至少可以推知二者曾共藏一處。

[16]原拓朱筆頁號“百”皆作“乛”形。

[17]拓本所附黃丕烈嘉慶九年四月題識云：“趙詩小注以爲出於黃松石，今卷二有朱文楷書鈐記一方，所云‘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廣仁義學’，至今彼都人士猶有能知爲松石所置者。”拓本所附趙昱詩小注云：“此本僅存二《南》《邶風》，黃山人松石得之燕京老僧。”按，徐森玉蓋據此爲說。

[18]王昶《後蜀毛詩石經殘本》卷尾按語云：“此本嘗於乾隆壬戌臘月之望從廣仁義學攜至城中，趙氏小山堂主人谷林招集厲樊榭、丁龍泓、全謝山諸人共觀。”詳見《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8冊，第412頁。按，拓本所附李福過録厲鶚詩題“十二月十五日同敬身集谷林南華堂觀蜀廣政石經殘本、宋廖瑩中世綵堂刻韓集作”，不言同坐有全氏。拓本所附李福過録全祖望跋僅言“仁和趙徵士谷林始得其《毛詩》二卷”云云，亦不言與他人同賞。又檢《鮚埼亭集外編》有《跋孟蜀廣政石經》，較拓本所附跋文爲略，但有“偶過趙谷林小山堂，見其蜀本石經《毛詩》”一句，既爲“偶過”，或即一人。詳見朱鑄禹：《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4頁。由此可見，全氏所見之日與厲、丁二人或非一日。王昶、徐森玉所謂共觀同賞，稍嫌不確。

[19]按，據拓本所附黃丕烈題識，黃氏得此拓本當在嘉慶九年（1804）四月，此時距乾隆七年（1742）已六十餘年，徐氏所謂“不久”易生誤解，請讀者注意。

[20]吳騫《蜀石經毛詩攷異序》云：“昨歲予友仁和魏叔子鉽復獲二卷于舊肆。”陳鱣題記亦云：“蜀石經《毛詩》二卷，吾友錢唐魏君禹新客震澤得之苕谿書賈者，復爲一賈以它物易去，今歸吳中黃君紹甫。”詳見《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8冊，第457頁、第461頁。按，徐森玉蓋據此爲說，另徐氏原文作“魏鉞”，當爲“魏鉽”之訛；據表1中鈐印王氏之名作“尃”，王尃爲湖州而非太倉人。

[21]按，《召南》首篇《鵲巢》也佚去半頁。

[22]按，據上文所述鈐印情況及表1，此冊歸程文榮之前或經汪文琛、汪士鐘父子收藏。黃丕烈舊藏乃汪氏藝芸書舍主要來源之一。

[23]詳見徐森玉：《蜀石經和北宋二體石經》，《文物》1962年第1期，第9-10頁。後收入徐森玉：《漢石經齋文存》，海豚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頁。

[24]王昶《後蜀毛詩石經殘本》卷尾按語云：“此本新從吳中摹得武林王溥家藏拓本，溥字容大，家於湖墅，與松石居鄰近，蓋松石歿後遺書散失，此本歸于其家也。”（按，王昶誤將錢塘王德溥與湖州王尃混爲一人。）吳騫《蜀石經毛詩攷異序》云：“今轉歸于吳趍黃孝廉丕烈，予因得傳抄而讀之。”陳鱣題記亦云：“是冊既得之後急以示余，屬其（指黃丕烈）影寫一本。……未幾自吳携呈兔牀先生，先生欣然賞之，遂作《攷異》二卷。”詳見《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8冊，第412頁、第457頁、第461頁。同治九年（1870）朱昌燕曾購得錢塘何元錫舊藏抄本蜀石經《毛詩》，此本末頁鈐“錢唐何氏夢華館嘉慶甲子所得書”印，而黃丕烈得《毛詩》殘拓正在嘉慶甲子年，故何元錫舊藏抄本很可能也出自黃氏家抄。黃丕烈嘉慶九年四月題識更有明確說明：“去年（嘉慶八年）季冬之月適有書友攜石經一冊示余，開卷讀之知爲《毛詩》，經下有注信爲蜀本。……即屬塾師邵朗仙傳録一本，因物主本非求售者。其時青浦王述庵少寇、儀徵阮芸臺中丞皆講求金石之學者，聞余有是冊，或致書相索或托友傳鈔，物雖未爲余有而外間録本皆輾轉從余家出矣。”詳見《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碑帖》，第328頁。

[25]詳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8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頁。此影印本蒙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張濤先生見告，特此說明。

[26]此本爲《蜀石經殘字三種》之一，原件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索書號：06017。檢此書縮微膠片及原件後方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於眉批校記及其他校勘信息有所丟失，相關討論可參拙文《書吳騫舊藏〈蜀石經殘字三種〉後》，《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十七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241-245頁。

[27]詳見《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8冊，第287頁。張氏所藏原件當爲黃丕烈家抄本。醒翁老人道光六年（1826）十月《重刊蜀石經殘本敘》云：“蜀石經《毛詩》殘本廼陽城張古餘先生從吳門黃蕘圃主政景鈔者，今春二兒宗彝謀刊以傳。”詳見《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8冊，第277頁。陳宗彝道光五年（1825）七月所書跋尾則云：“茲從陽城張古餘夫子假得《毛詩》殘字一冊，廼吳門黃氏抄本。……急命兒士槑景寫付梓以廣其傳。”詳見《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8冊，第368-369頁。陳宗彝之父醒翁老人所言不甚準確，當信宗彝說，其所據底本爲黃丕烈家抄本。另，醒翁老人即陳繼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陳宗彝撰並書之陳繼昌墓誌並蓋。詳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墓誌拓片目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5頁。

[28]檢吳本原件，“田”字上有墨污，仔細觀察墨污之下“田”字出頭似“由”字，但此出頭一筆並不自然，亦當爲後改。

[29]檢吳本原件，墨筆原抄作“王”，其上有一朱點改爲“主”字。

[30]“民”字闕末筆。

[31]“反”字不甚清晰。

[32]拓本所附黃丕烈嘉慶九年四月題識云：“外間録本皆輾轉從余家出矣。”此言亦可作爲參證。

[33]因無法見到張敦仁原本，故不知原抄“丘”“寧”寫作何種字形，此處僅爲推測。

[34]拓本所附李福過録厲鶚詩題“十二月十五日同敬身集谷林南華堂觀蜀廣政石經殘本、宋廖瑩中世綵堂刻韓集作”，據此可知丁詩的寫作時間。

[35]張學謙近有《蜀石經拓本所鈐“東宮書府”印非宋內府印辨》一文，詳見《圖書館雜誌》2019年第9期，第109-112頁。該文辨王國維之誤，以“東宮書府”非宋內府印，甚力。但又以此印爲明仁宗青宮之物，則有繼續辨析的必要。讀者若有興趣，可參拙文《蜀石經拓本所鈐“東宮書府”印補說》，詳見《版本目録學研究》第七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45-450頁。

[36]王氏雖誤將“東宮書府”印定爲宋欽宗青宮之物，但此說仍可信據。詳見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77頁。

[37]詳見周萼生：《近代出土的蜀石經殘石》，《文物》1963年第7期，第47頁。此石另一面刻《鄭風·叔于田》《大叔于田》。

[38]本人現已完成初步嘗試，撰成《蜀石經〈毛詩〉碑制考》一文待刊。

[39]關於“卜煞”，可參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第十章第二節，張氏又舉數例證實此類符號宋以前便已行用；關於此類符號的源流、演變，可參第十章第三節。詳見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頁、第348頁。

[40]表3中劃綫處即拓本所標卜煞符號處。宋刊巾箱本、重言重意本均據《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二者爲經注附釋文本；宋刊十行本據東京汲古書院影印本，爲注疏附釋文本。

[41]“”字兩橫右端斷開，蓋爲“因”字異體“囙”的殘損之形，吳騫即持此意見。吳氏《蜀石經毛詩攷異》稿本作“因以，因作”，“”字上似又後添一筆改作“囙”，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索書號：LSB/4365。而《攷異》刊本即作“因以，因作囙”，詳見《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8冊，第488頁。

[42]並不限於明內府。

[43]方苞撰，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66頁。按，此《劄子》作於乾隆三年（1739）十二月十五日張廷玉等奏請重刊經史事稍後。

[44]可參張學謙：《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兼及殿本〈十三經注疏〉》，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4月，第18頁。張氏特意指明“《考證》的編寫與各經史的校勘活動在時間上並不完全一致”。此文亦可參《文史》2019年第1期。

[45]《乾隆安溪縣志》卷八“李光型”條載：“壬戌（1742）春，大司農張照具疏特薦，陞刑部主事。任事兩年，因積瘁成疾，遂請假就養歸里。”詳見《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第27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頁。按，張照乾隆五年（1740）五月授刑部侍郎，乾隆七年（1742）四月補刑部尚書（詳見《乾隆朝上諭檔》第1冊，中國檔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頁、第779頁），其間張氏似並未任職戶部，“大司農”或爲“大司寇”之訛。

[46]張濤《三禮館纂修官在館時間推測》“程恂”條，所引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登録號102725-001）正涉李氏入經史館的時間。詳見張濤：《乾隆三禮館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9頁。此條史料蒙張濤先生見告，特此說明。

[47]據張鑑《蜀石經毛詩殘本跋》可知，嘉慶八年（1803）冬張氏在湖州王尃處所見已爲佚去之本。詳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492冊，第155頁。

[48]又，拓本所附厲鶚、丁敬、趙昱三人詩中均言及《周南·汝墳》“未見君子，惄如調饑”一句，蜀石經拓本“調”作“”，據此亦可獲知《周南》的一條異文。另，武英殿本《毛詩注疏》卷二《考證》首二則也體現了蜀石經《召南·鵲巢》所佚半頁中的異文情況。其一，《鵲巢》小序鄭箋“夫人有均壹之德”，蜀石經作“彼國君夫人而有均一之德”。其二，“維鳩居之”鄭箋“猶國君積行累功”，蜀石經此句下多“以致爵位”四字，今存拓本正起“爵位”二字。

[49]據實際校勘可知，宋刊巾箱本、重言重意本、十行本均作“君”。可見館臣所見“各本”均不佳，此處異文並非蜀石經獨有。

[50]王昶《後蜀毛詩石經殘本》卷尾按語已云：“今惟取家塾中舊藏明北監注疏本所刊行者以校此本，互異之處甚多。”詳見《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8冊，第413頁。

[51]如《邶風·柏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下“箋云”二字，宋刊巾箱本、重言重意本、十行本均在“羣”字前，蜀石經本則在“悄悄”前。這一異文或可使毛傳、鄭箋的內容發生變化。

微信編輯：陳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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