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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吴迁抄本《金匮要略方》，近几年来倍受中外学者关注，至少在大陆与日本各有一家出版社影印出版，一时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

人们重视这部抄本，主要在于所抄《金匮要略方》的版本文献价值。《金匮要略方》三卷，汉张机撰，晋王叔和集，宋林亿诠次，相传有北宋治平三年（1066）国子监刻大字本及绍圣三年（1096）国子监刻小字本，皆久淹无闻。此书后来通行者为元刻大字本，与宋本文字违异甚多；而明代以降诸本悉出元大字本系统，宋本系统已不为人所知。吴迁抄本之珍贵，正是因为其抄自绍圣三年国子监刻小字本，使宋本系统得绵一线之延。该本可谓今存最接近原书面貌的版本，其于《金匮要略方》研究价值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该抄本卷末有绍圣三年国子监牒文与治平三年、绍圣三年镂版衔名，是判断其抄自北宋本的依据之一。牒文略谓当时监本印卖受政府严格控制，虽允许鬻卖，但常人买不起；虽允许诸路代售，但颁发到外州的印本极其有限，故国子监有重刻之举。对此，人们或有疑问，因为同样的牒文在明刻本《脉经》等书中也有出现，而明本《脉经》已失宋本旧观，那么此抄本是否直接出自宋本呢？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许可打消人们的疑虑，那便是这部抄本用纸，是一部宋刻残本的纸背。在今天宋本如此金贵、那怕片纸只字也值万金的情况下，听说废掉一部宋本即便是残本抄书，简直不可思议。殊不知宋代刻本在元代及明代前期流传尚多，文物价值不显，直到明代中后期因日趋稀少，方见矝贵。而此本抄在明初，用宋本残纸抄写是不足为怪的。那么，结合国子监牒文与镂版衔名分析，吴迁确在洪武二十八年抄绍圣三年《金匮要略方》也就没有疑义了。

令人喜不自胜的是，正因为此本用宋本纸背所抄，使上图平添了一部宋刻孤本。由于此本未经拆装，尚不能了解全貌，但已知为南宋学者陈尧道的著作，有《大学会要》、《大学讲稿》、《中庸会要》、《中庸讲稿》、《中庸五十义》等，未见于各藏家著录，可知亡佚已久，何幸吉光片羽尚留人间，其价值与《金匮要略方》同样重要。

此本曾为清怡府旧藏，后归仁和朱氏结一庐，《结一庐书目》著录。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张子美先生捐赠上海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