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油炸空气”火了，可中国吃货却不淡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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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褚伟和周弘在衡水中学门口因故地重游而相遇时，对这所母校，他们的心情大为不同。

“我报了东南大学，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刚高考完的褚伟不时扶一下快要滑下鼻梁的黑框眼镜，他在这所学校拼搏三年，为的是离开这个苦寒之地，但告别真的到来之时，他又依依不舍。在这里，学习、考试几乎充塞了整个生活，3年下来，他自己也已经把这些当成了生活本身。

2012年6月19日，位于河北东南的衡水闷热无风，浮土不时被呼啸而过的装载车掀得老高。听着褚伟诉说衡水中学的种种好处，周弘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9年前，他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高四”，但他感觉已快要被“榨干”，那种“非人”生活遗留在意识深处的碎片，时时还让他在梦中惊醒。

此时，距河北省高考成绩公布仅余4天。在他们身后，一条绵延近百米的校园外墙上，贴着2011年考入北大、清华学生的照片，个个神采飞扬。2008年至2011年，衡水中学共有278人考入北大、清华。2011年高考，该校包揽了河北省文理科状元。同年，在全省前200名中，衡水中学的学生占了近一半。

褚伟和周弘谈论这些时，衡水中学大门一如既往地紧闭。那些写在每一个台阶上的数理化公式，那些量化表上“早读梳辫子”的“不良”记录，那些摄人心魄的口号，在高考的冲锋号下，挟裹着他们涌向改变命运的独木桥。

为特区建隔离墙

在经济不发达、资源紧缺的衡水，衡水中学迅速崛起被视为一个奇迹。

“你能想象1990年前后衡中那种无政府状态吗？”6月20日中午，衡水高速路口，前衡水中学校长李金池顶着白花花的太阳问道。1982年李金池从河北师院历史系毕业后到衡水中学任教，几年后，他当上了副书记。

那时，教师队伍混乱，学生们更是作弊成习、打架成风。考试时，三楼教室靠近窗户的学生用绳子将试卷从窗口递下去，传给二楼的同学抄袭。

一时间，衡水一些领导只得把子女送到邻近的县中学上学。

1992年的一个下午，李金池突然被叫到了市委。上面下了死命令，“市委已经研究了，这个校长你来当，马上上任。”李金池一听，脑袋“嗡”地一声，回家后，一宿没睡觉。

“赶鸭子上架”后，李金池冷静地分析局势，他提出建立“精神特区”，筑起一道精神隔离墙，优化内部小环境，营造一个“场”。

李金池把改革的矛头首先指向：不许老师外出兼课，不许搞有偿家教，不许吃学生家长的请，老师把全部精力用于与学生一起做题。

事后李金池承认，当时搞的是题海战术，拼学生、拼老师，做了不少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有些老师甚至体罚学生，采用棍棒教育，学生累得发昏，老师累得吐血。

1995年，衡水中学一举夺得了全地区11个县重点中学的第一，“衡中模式”开始显露头角。

“衡中在2000年后能脱颖而出，是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打这个底子了。前面的基础打好了，后面的成绩自然会上去。”衡水中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告诉本刊记者。

2002年衡中升学率高达98%以上，北大清华录取率也是逐年上升。同年9月，《中国教育报》连续四天对衡水中学进行了报道。一时间，全国各地校长、老师纷纷赶来参观。

李金池的校长任期到2004年结束。他在一篇《衡水中学是怎样成为全国名校的？》文章里详细谈了建立精神特区、用素质教育提高升学率、公平竞争、激发激情等办学理念，但在很多前去取经的同行看来，所谓“衡水模式”，就是通过半军事化的封闭管理、使师生长期处于亢奋状态、挖掘他们应对考试的极致。

“衡中的大门这些年都是敞开的，可以让别人随便学。但他们学到的只是皮毛，内在东西是学不走的。”李金池将其精髓概括为“精神家园、精神特区及一种激情”。在他那篇总结性的文章中，他说要让全校师生的工作和学习都充满激情，要为学校的教育注入生命的激情。

从早5点跑到晚10点

激情是由无所不在的仪式与严格的规范来创造的。

在衡水中学，有着“两眼一睁，开始竞争”的说法。

2003年，林倩考进了衡水中学。她考了30多名，她的学号也根据名次，定为30多号。以后的学号，则根据每学期末或学期初的考试成绩重新排定，“都是各学校的尖子考进去的，谁都不甘心比谁差”。

在网上，流传着衡水中学学生的作息时间表，上面规定着早上5点半起床到晚上10点10分熄灯期间的每一项任务，具体到洗漱、整理内务、早操等。

在林倩看来，衡水中学像一个“场”，进去了，就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不由自主地跟着跑。

对外校参观的老师来说，衡水中学最让他们震惊的是每天早上的跑操。2003年4月，北京海淀区校长团到衡水中学参观跑操时，学生们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声，引得一些校长潸然泪下。他们对李金池感叹，“你们的学生有种压倒一切的气势。”

高中毕业6年后，林倩还记得他们班当时喊的是“243班，如日中天，团结一心，共享苦甘”。褚伟则回忆，他们曾喊过，“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全力以赴、助我辉煌”；到了高考前，则索性喊，“421班，高考必胜、高考必胜、高考必胜”。

“能喊多大声喊多大声，喊起来觉得特别有集体荣誉感。”现在回想起来，林倩觉得有些幼稚，“在当时，可能是给自己一种动力，也是发泄一些压力。”

“跑饭”则是由衡水中学学生们原创的词汇。有学生曾写《跑饭传说》：“跑饭若是一幅画，当为徐悲鸿笔下的奔马；跑饭若是一部曲，当为贝多芬指间的《命运》。”

衡水中学的时间表规定，吃饭时间为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45分。而大部分学生为多争取一些学习时间，会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从教室冲到食堂，打饭、吃饭等一系列动作。

为同学们健康考虑，学校不得不安排人站在教学楼到食堂的拐角处专门抓“跑饭”，但学生们顶多在经过拐角处时放慢脚步，然后继续跑。还有人为节省吃饭时间，索性把零食藏到被子里、橱柜里，饿了拿出来吃两口。

“老师再三说，你多利用一分钟，可能高考的时候就比别人多得两分。所以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林倩感叹，“那种生活和状态，没经历过的人没办法理解。”

毕业后，林倩在“人人网”上看到一张衡中的照片——教学楼每一级台阶上，都贴有动能定理等数理化公式。她笑了，“这也太霸气侧漏了，我们当时还没有这么夸张。”

某班某女生“疯狂搓油”

“早恋”或“疑似早恋”，在衡水中学被称为“非正常接触”，后被学生们简称为“非触”。“如果一男一女单独出现，则容易被认为是‘非触’。”周弘坦言，他被老师抓到过一次。

一次晚自习后，周弘和一个女同学坐在教室外的台阶上聊天。

“你们干什么呢？”巡查的老师看到他们，大声问。两人“蹭”地站了起来，没做贼，亦免不了有些心虚。

“今天作业都做完了吗？没做完，干吗在这儿待着！”老师一边说，一边记下两个人的名字。第二天，周弘用了整个晚自习写检查。

刚毕业的褚伟也被抓到过一次“非触”。一次在食堂吃饭，褚伟和一个女孩坐在一起，被叫到教育处写了检查。“一男一女在食堂吃饭属于‘非触’；一群人就没关系了，那叫聚餐。”褚伟解释说，“如果被调查出来是真正意义上的搞对象，就严重了，得被发配回家反省。其他可能被发回家反省的行为还有裸睡、打架等。”

学生们平时的表现会反映在量化表上，各班的量化分每周进行排名，贴在教学楼前。

公开的资料显示，该校一张常规量化表上，详细记录着某月某日，“早读中前三南1梳辫子”、“新闻时间一女生上厕所”、“早预备南后1掏耳朵”、“408宿舍东北下扶着墙玩”等行为。据林倩透露，每间教室都配有摄像头，宿舍里则不时有老师检查午休、晚休情况。

褚伟印象最深的是，量化表上曾经出现过某班某女生“疯狂搓油”的字样。

“当时最怕的就是违纪后被发回家反省。”周弘说，“那时候的时间都是按秒计算，被发回家，会耽误多少时间啊。”

“我们的时间按秒计算，老师们就更是了。”林倩透露，“衡中近些年给老师们办过几次集体婚礼。就是因为他们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出去找对象，只能内部解决了。据说，还有的老师累得生不出孩子。”

老师建议：想发泄，就撕纸

复读生周弘有些庆幸自己只在衡水中学待了一年，“要是三年下来，怕会被榨干了”。

2003年高考时，周弘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大学。由于继父不愿意出9000多元钱的费用，周弘只得复读。

周弘复读那一届，衡水中学共有8个复读班，每班60多人。他当时的同学中，有不少来自河北省其他地区，甚至有从辽宁赶来的。

周弘的目的很单纯——离开衡水。生父的故去、家人的反目，让他厌倦透了这个城市。而对其他学生来说，考出去，意味着离开这个资源匮乏的城市，离开这片盐碱地。

复读的一年，周弘每天把自己埋在成堆的试卷中，“有时上个厕所的时间，回来一看，桌子上多了六七张卷子”。不久前，一名衡水中学毕业的女生在网上晒出了自己高中三年的试卷，高达2.41米。

由于心理压力太大，再加上常吃方便面，高四下学期，周弘得了胃病。那段时间，他稍微吃点儿东西就吐酸水。儿时的好朋友听说了，每天从学校的大铁门下给他递些吃的，改善生活。在衡水中学，这种方式被统称为“隔门递物”。

再次高考时，周弘比前一次高了20多分，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但他对衡水中学印象并不好，“衡中给你灌输的思想像一把锁，把你牢牢锁在这个地方。如果成绩不如别人，就有特别大的心理压力——我上了这么好的学校，居然考得不如别人”。

周弘记得，当时由于心理压力太大，一些男生选择在晚自习后到操场摔跤，褚伟说，老师建议他们，想发泄时，可以把纸撕碎，抛向空中。

不被记忆的同学

林倩发泄的方式是写日记。有时在班会上，她会拿出日记本，胡乱写几笔，或鼓气，或免不了自暴自弃。

2006年3月26日，她写下：“只有出人头地，拿出个样子让别人看看。不到90天了，你的梦想，你的高考，这迫不及待想要煞尾的高中生活……”

写到激动处，她会用黑笔重重地写下“一切皆有可能”几个大字。

有时，她也会抄下歌曲《母亲》的歌词，并在一旁注明，这是班会上老师常放的歌。

“其实真到了高考前几天，学校反倒一下子变得温情了。”褚伟当时挺感动，“5分钱能把整个食堂的菜吃个遍。碰到之前有过‘非触’经历的同学，老师甚至会半开玩笑地问：哎，你和那个谁现在怎么样了？”

高考结束后，林倩把高考时的条形码郑重其事地贴在日记本上。旁边的字迹明显端正了不少，“就这样了，我的高中，我的高考，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很自然地就过去了……”

高中时用过的作业本也被她小心保留下来。这是衡水中学特制的作业本，封面写着“我的积累与收获”几个大字。里面每道题后面，都有老师的批语和学生自己的纠错，相当于一道题重复三遍。

林倩考上了湖南大学。大学期间她曾试图打听极少数高考失利的同学的下落，但那些同学和所有人断了联系，凭空消失了。

她很珍惜那三年的生活，“那是高考制度下一段非正常的生活，但很纯粹”。

而周弘，虽然抱怨那一年的非人生活，但离开后颇感失落，“没人规定你吃饭、睡觉、学习的时间了，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觉得自己像野孩子一样”。在大学里，他依旧沿袭着复读时的习惯——每天早早起床，上课、抱着书上晚自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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