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武隆》重庆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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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蔡锷到云南任职之时，正值英军侵犯云南西部的片马地区，激起边疆各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之际，此时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也要求蔡锷编写对新军官兵的“精神讲话”。这正合蔡锷整军经武、反帝救国之意。对于军人的精神教育，蔡锷历来尤为重视，早在广西办军校期间，他就曾对当时不注重军人精神教育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主张大力加强精神教育。他认为：“吾国陆军教育，最大毛病，在以学为事，不以事为学，故一味虚饰，实际上毫无把握。至军人精神，尤不注重。”他还认为：“现在教育，智力、体力，不患其不进步，尤应偏重德育，精神既立，物质自随之而进。”因此，蔡锷借此机会辑录了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兵方面的论述，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在这部著作中，蔡锷运用述古论今的方法，一方面把曾胡的军事思想分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12章作系统简明介绍；另一方面，将曾胡的军事思想与西方近代军事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近代战争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以及自己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编练新军和从事军事教育实践的体会心得，采用“按语”的方式，阐发其军事救国思想。所以，《曾胡治兵语录》实际上是蔡锷的一部较为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军事救国的爱国思想。
一、建军思想。蔡锷的建军思想反映在《曾胡治兵语录》的“将才”、“用人”和“尚志”等三章中。主要有以下四个观点：
第一，以救国救民为建军宗旨。钟麟同嘱蔡锷编写对新军官兵的“精神讲话”，当然是希望对官兵灌输“忠君”思想。但蔡锷认为，在列强环伺、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面前，救国图存是第一位的。要救国图存，必须大力弘扬尚武精神，实行铁血救国。在广西练兵时，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在他看来，建设军队，“厉兵秣马”就是为了“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效一割之用”。在“尚志”一章中，蔡锷就为什么当兵、为什么打仗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对当时清军中普遍存在的将校“以跻高位、享厚禄、安富尊荣为志”，目兵“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的状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人心之陷弱”，“志节之不振”的表现，并指出，“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于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可见，“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就是蔡锷所倡导的建军目的和宗旨，也是他所要树立的军人精神。需要指出的是，蔡锷提出上述建军宗旨之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此时的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要“置国家于坦途”就必须反对外国的侵略，要“渡同胞于苦海”就必须推翻以清廷为代表的封建统治。所以，蔡锷的建军宗旨和他所倡导的军人精神既是对封建社会勤王忠君和捍卫礼教的建军宗旨的否定，又是其反帝爱国思想的体现。
第二，欲建军先求将思想。蔡锷十分重视将官在军队中的骨干作用。他对曾国藩关于“天下强兵在将”、“兵易募而将难求”的观点深表赞同。他录胡林翼关于“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废物；什长不得人，十人皆成废物。滥取充数，有兵如无兵也”的论述说明各级将官的重要性。他主张练兵要先选好将官，认为如果先招兵而不择将，就如同“振衣者，不提其领而挈其纲，是棼之也，将自毙矣”。
第三，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思想。既然将官在军队建设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蔡锷主张在挑选将才上，除了要求具备孙武提出的智、信、仁、勇、严五条标准外，更要具有曾国藩、胡林翼所提倡的“良心血性”。他认为，有了这种“良心血性”的驱使，就能“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联系蔡锷所倡导的建军宗旨，我们不难发现，蔡锷在这里的所谓“良心血性”就是“以死为归宿”而“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的为国为民献身的军人精神。在他看来，这种精神在列强入侵、救国图存的危机面前更为重要。为此，他呼吁要不拘一格选拔军事人才，若“人才消乏，不能举练兵之实绩”。在强调要不拘一格选好人才的同时，蔡锷还重视人才的使用，主张用人者对人才的使用要“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
第四，加强对各级军官教育思想。蔡锷赞同曾国藩关于人才以陶冶而成的观点，认为“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因此，教育对人才成长的影响至关重要。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吾国社会风气败坏极矣，因而感染至于军队”。为了抵御社会不良风气对军队的侵蚀，蔡锷指出，“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所指范围甚广，非仅指居高位一二人言。如官长居目兵之上，中级官居次级官之上位也），因势而利导，对症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也就是说，每级军官都有责任有针对性地对下级军官进行教育，使其免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这样才能“相与提挈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倾，俾善者日趋于善，不善者亦潜移默化”，从而造就一支号令严明、能征善战的军队。
二、治军思想。建军与治军密不可分。军队建立后，有没有战斗力，能否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关键在于治军是否有方、有效。蔡锷深谙此理。他认为治军必须从严，并结合曾、胡言论，提出了自己治军方面的主张。
第一，要勤于训练。蔡锷认为，“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雨雪露营，或昼夜趱程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其精神，其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因此，他十分赞同曾国藩“治军之道，以勤为先”的观点，并提出培养军队“习劳忍苦”精神“为治军之第一要义”，同时也是“驭兵之道的‘不二法门’”。在他看来，“练兵之主旨"以能效命于疆场为归宿。欲其效命于疆场"尤宜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临事之际，乃能有恃以不恐”。
第二，要仁爱兵民。“仁爱”是儒学思想的核心。曾国藩身为儒学健将，一生尊崇孔孟之道，恪守儒家“仁爱”之教义，坚持以“仁爱”治军，为把湘军建设成为一支“仁义之师”煞费苦心。他曾说：“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之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同样受过儒学思想熏陶的蔡锷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并结合自己在广西练兵的体会提出了军营为军人第二家庭的观点，在这第二家庭中，官长对于兵士应像“父兄之待子弟，虑其愚蒙无知也，则教之诲之；虑其饥寒苦痛也，则爱之护之；虑其放荡无行也，则惩责之；虑其不克发达也，则培养之”。这样，士兵也就会“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之爱其父兄”，官兵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和睦融洽，一旦他们共同对敌的时候，就会“同患难共死生，休戚无不相关，利害靡不与共”，给敌人以最有力的打击。在主张官长对兵勇仁爱的同时，蔡锷还主张以仁爱待民众。在选录曾胡有关爱民的论述后，蔡锷指出，“古今名将用兵，莫不能安民、爱民为本”，“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他具体解释其理由：“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若扰害民众，军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树。再者，“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探访敌情，带引道路”都得借重于民力，若扰民害民，不仅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反而会“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这样就会“上干天和，下招怨仇”，自取灭亡。
第三，要赏罚严明。曾国藩说：“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对此，蔡锷深有同感。他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煦煦为仁，足以隳军纪而误国事。”他指出，“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驰”，其重要原因就是“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影响官兵奋勇作战的积极性。因此“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如何做到赏罚严明呢？蔡锷认为关键要把握两条：一要有赏罚制度，并主张这个制度要从严制定，“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似这样才能“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二是赏罚要出于公心，不能出于私利。尤其在提拔保举等问题上，一定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唯才是举，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蔡锷还列举了曾国藩荐举左宗棠而不计较私嫌，弹劾李元度而不念旧情的实例来加以论证，赞扬曾国藩“不以恩怨而废举劾”，真正是“名臣胸襟，自足千古”。同时，蔡锷还联系当时军队的实际，对各派势力为培植亲信，不讲资格，不讲品行操守，滥保滥提武职人员的风气进行抨击，并指出，这样做，“保之者不为喜，失之者不为歉，所称为操纵人才，策励士气之具，其效力竟以全失”。
第四，要坦诚相待。蔡锷对曾国藩、胡林翼关于“诚实”的论述深表同感，并认为“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他对清末“上以伪驱下，下以伪事上，同辈以伪交，驯至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的腐败状况进行抨击，并沉痛指出：“吾国人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他认为，“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不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战自焚。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因此，他反复强调，各级各类军人要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只有这样，“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第五，要团结对敌。蔡锷赞赏愤争公庭而言欢私室、交哄于平昔而救助于疆场的古人相处之道，认为这是“不以公废私，复不以私而害公”的崇高品质，虽然“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万难强之使同，驱之相合，则睚眦之怨，芥蒂之隙，自所难免”，但若“于公私之界分得清，认得明，使之划然两途，不相混扰，则善矣”。他从近代战争的实际出发，强调指出，军队内部的团结一致和与兄弟单位的和衷共济，对于克敌制胜至关重要。“今后一有战役，用兵必在数十万以上。三十镇之师，情谊夙不相孚，言语亦多隔阂，统驭调度之难盖可想见。苟非共矢忠诚，无猜无贰，或难免不蹈既往之覆辙”。如何做到和衷共济呢？蔡锷辑录了曾、胡有关言论，要求官兵认真学习研究，“恪遵先哲遗言"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功不独居，过不推诿，乃可以言破敌”。
三、战略战术思想。蔡锷对曾、胡有关战略战术的论述评价很高。他把曾、胡战略战术思想与近代西方军事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他们的战略战术思想“皆以实行后经验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首先，他指出，曾、胡的慎战思想“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殆同（其时俄土两国亦盛行此说）。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其次，他认为曾、胡提出的“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诚池为意”打歼灭战的思想“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第三，他认为曾、胡“临战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略战术之精妙处”，并用西方近代军事理论进一步分析解释说：“临阵分枝者，即分主攻、助攻之军及散兵、援兵、预备队之配置等是也。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聚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等是也。”这就是近代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第四，他认为曾、胡关于攻战、守战、遭遇战、局地战以及防边、攻战的作战原则和方法“意括而言赅”，“无不独具卓识”，“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蔡锷对曾国藩关于夜间宿营虽仅一宿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的提法尤加赞赏，认为其“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
在总结、阐述和吸收曾、胡战略战术思想的基础上，蔡锷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对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应遵循的战略战术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虽然近代“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主张攻击”，“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他认为，取攻势“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利便，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普法战役中法军之所以陷于防守地位，是由于兵力不能集中，军资缺乏。日俄战役中俄军之所以迭试攻势终归无效，是由于运输不继。按照取攻势所必备的四个条件，蔡锷分析了当时中国军队的状况并指出，中国军队从数量上而论虽“有二十余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战，至多不过得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相抗衡。且一有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决难如邻邦之雄厚也”；从质量上而论，“能否说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因此，在当时反帝战争中，中国在战略战术上要取攻势是不可能的，“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应当说，在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下，蔡锷所主张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思想是符合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实际的。这也是蔡锷推崇并主张学习借鉴曾、胡战略战术思想的用意所在。
总之，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蔡锷继承以曾国藩、胡林翼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吸取近代西方的军事理论，结合近代中国反帝战争的实际，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在建军、治军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主张。他的这些观点和主张，既是其军事救国思想的集中反映，又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蔡锷虽然对曾、胡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编辑此书的主旨却并非如曾、胡旨在加强对内的镇压，而在于从军事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这就体现了蔡锷反帝救国的爱国思想，从而使该书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因此，该书编成后立即被世人关注。1913年，《武德》杂志第4－7期上连载《曾胡治兵语录》全文。1916年8月至9月，云南《义声日报》又连载《曾胡治兵语录》全文。1917年，也就是蔡锷逝世的第二年，梁启超将《曾胡治兵语录》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印。1924年，蒋介石为此书增辑“治心”一章，并加序言后作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教材，印发学员学习，强调“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军政杂志》也曾出版《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作为官兵的军事读物。近年来，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仍不断重印，并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兵书”之一，足见其对后世影响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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