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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在南昌教案前后

桂云峰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72期

发生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的南昌教案，是对晚清政坛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一次大教案。这次教案的诱因是当时的江西布政使、宣城人周浩受姻亲崔湘之请，私放在南昌县羁押的天主教教民。

福音、天主二教在江西虽同是西方教派，但一直形同水火，利益之下，教会和教会，教民和教民之间多有摩擦。新任江西按察使余肇康来赣后，得知此事与法相悖，严厉问责南昌知县江召棠，并将已经释放的天主教徒再拘于南昌牢狱。这让法国天主教主教王安之不能接受，他威逼江召棠放人，在诉求不能实现后迁怒于江，愤而刺之。江喉部重伤，三天后不幸去世。

江召棠被刺的新闻照片

南昌举子及军民们久为教会之跋扈所恼，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怒杀英法传教士等八人，火烧教堂教产多处，一时震惊中外。案发后，英法两国罔顾事实，悍然将停泊在吴淞口的军舰开进鄱阳湖示威，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给了清廷很大的压力。官被教戕，教激民变，这也是1870年天津教案后对清朝内政外交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教案。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乙丑（23号），帝、后关于江西南昌教案谕内阁：“前经外务部奏派直隶天津海关道梁敦彦前往确查，昨召见该员，详询此案情形……胡廷干著先行撤任，布政使周浩已有旨查办，按察使余肇康……著先行交部议处。……以仓场侍郎吴重熹署江西巡抚。”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局面：在案件未查清未结案的情况下，在新署巡抚吴重熹还未到任之前，整个江西上层官场，只剩下粮道锡恩和南昌知府、署理盐道沈曾植二人在苦苦支撑大局。纵观历史，这种一省三司同开缺的情况在清朝275年的历史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南昌教案导致晚清官场的这场“大地震”，其烈度丝毫不亚于同治年的“杨乃武案”。

南昌教案现场

二十世纪初，正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主导的中国报业的发展时期。南昌教案发生后的几个月，上海的《申报》、《中外日报》、《南方报》等媒体纷纷给予报道，并发表文章，引导了舆论和民间广泛的探讨。其中，北京的《京话日报》还刊登了一张南昌县令江召棠被害后面部遗容的特写新闻照片，这也是中国报纸刊登新闻图片的第一次。这些声音虽然声援了江西的反教运动，从侧面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但终究无法左右案件的最终结局。这是民族的耻辱，是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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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为什么为亲家崔湘放弃原则？

崔湘，宁国府太平县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曾在户部任职多年。光绪26年（1900），当时主持江西大局的护理江西巡抚是布政使张绍华。张是安庆桐城人，也是同治十三年进士，崔张两人既是皖省同乡，又是“同年”，所以关系自然不一般。于是这年，经过张、周的斡旋，崔湘以江西候补知府的身份署建昌府试用知府。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乙丑，张向朝廷上考核属员折，上谕内阁：“张绍华奏考察属员分别举劾一摺。江西试用道涂椿年、署建昌府试用知府崔湘、均著送部引见。”这无疑是张在为崔湘脱掉候补的帽子做的文章，也是崔湘政治生涯黎明前的曙光。

但好景不长，崔的美梦并没有做到天亮。清廷在义和团运动结束与西方媾和后，政府要求地方“护教”，而民间对西方教会的仇视并没有结束，大大小小的教案仍然时有发生。随着张绍华改任湖南布政使，李兴锐擢升江西巡抚，发生在头年夏秋时节建昌府的一场教案被朝廷问责，一下将崔湘推入冰冷的谷底。史载，光绪27年（1901）3月，“上谕内阁：李兴锐奏特使曧夕办理教案不善之地方官一摺。江西署建昌府试用知府崔湘、代理南城县试用通判翁宝仁、轻听谣传。暒穴曧夕，查教堂军火。以致刁民滋事。酿成焚毁教堂之案。南丰县知县邓宣猷不能弹压莠民。以致教堂焚拆。且于民教控诉词讼，匿不禀报。庐陵县知县冯兰森于匪徒焚毁教堂、抢劫教民不能防范，商议赔款又多迟误。均著即行革职。”

1903年，崔湘的儿女亲家周浩重回江西，这让已经是革职废员的崔精神为之一震。据孙洪军、冯素芹所著《论南昌教案按察使》①一文透露，1904年，布政使周浩、按察使陈庆滋和派办政事处以法国主教和安当屡次照会部院与两司，请为崔湘援例。周浩在告奏中称：“该员于被议后，仍竭力分认赔款，尚知勤奋，人亦有可用之才，废弃可惜。现接法国主教和安当来文，……仰恳天恩俯准，江西试用知府崔湘开复原官原职，留江西补用。”

南昌天主教堂

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南昌县天主、福音两教教民械斗，天主教教民葛洪大、邓贵和因伤福音教教民6人最终被判入狱10年，这一直让法国人耿耿于怀。在周浩为崔湘谋求开复的过程中，天主教法国主教和安当出力甚多，大主教郎守信趁机向周浩提出要求，希望将二人以患病为由，予以保释。于是周投桃报李，口头授意南昌县令江召棠，于光绪三十年（1904）10月将人犯放出。这就是南昌教案的导火索。

按当时的《大清律例》，没有按察司的公文，没有巡抚衙门的批文，南昌县私自放出囚犯是不具合法性的，这也就是后任江西按察使余肇康问责江召棠的原因。周浩当时署理巡抚，应该可以出具批文，加盖自己的印章，但他很谨慎；余肇康新官上任，公事公办，也无可厚非，只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想到会因此酿成大祸，自己竟然成了自己官场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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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与胡廷干、余肇康的人脉关系及朝中奥援

胡廷干（1841—1906），字鼎臣，河南光山人，同治十三年进士。历任户部郎中，福州知府，福建按察使，山东布政使，南昌教案时任江西巡抚。胡与当时的直隶总督河南项城人袁世凯是同乡，且在山东一起共事多年，其子还曾认袁世凯为干爹，两人私交，由此可见一斑。胡在任江西巡抚之前任山东布政使，经袁世凯斡旋，本已获得山东巡抚之职，只是因为遭到德国的阻扰，才改放江西的。胡在山东民间，颇有清誉，但在外事上没有袁世凯圆滑精通，所以不得德国人喜欢。自1897年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后，德国人左右清廷官员的任用就更加明目张胆。案发后，外务部来赣全权调查处理案件的直隶天津海关道梁敦彦，恰好是袁世凯的属下，这一则说明了袁氏当时在朝廷的影响力，再者也喻示着胡廷干在朝中的人脉关系。

胡廷干像（前排右三）

南昌教案后，有关胡攀附袁世凯上位，袁派梁帮胡廷干洗脱罪责的说法很多。胡廷干作为江西的决策者一把手，受到民间报界的“关照”，在所难免。上海《申报》就以此案为由，告诫封疆大吏们不要“刻意媚外”，《南方报》还列举了胡的“四大罪状”，其中，上海《新闻报》有这样一篇文章：

梁观察（梁敦彦）以极能办理交涉之人，今为权贵所牵掣，势必动多顾忌，或生瞻徇，不得不希风仰旨，保全胡鼎（胡廷干）之富贵功名。为之隐晦，为之开脱，则对于此案将不能照实情确据与法国人相周旋，国体辱，主权失，此亦必然之事也。盖教案发生之地在南洋之辖地，不在北洋之辖境，而梁观察以北洋人员由奏请派赣查办教案，自其外观之，主之者一若郑重是案，显示不敢轻视之意，然自其内容以窥之，主之者意旨所在，实为胡鼎帅一人之富贵功名也。而并非为国体主权计也。梁观察不仰承宪意办理，犹可坚执万一，有投鼠忌器之心，必代胡鼎帅卸责而归狱于人，为胡鼎帅洗冤而嫁祸于国人。

报界如此非议胡廷干，其实是对当时朝廷的处置方案知之甚少。在最初调查处理南昌教案过程中，所有情况汇报的奏议电文，都是按察使余肇康在主导，胡作为巡抚，应该负领导责任，但他不应该承担所有的责难。这就是后来余肇康得知三司共同获罪，深感有愧于胡的原因。

余肇康（1854—1930），字尧衢，号敏斋，湖南长沙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工部主事，汉阳知府，湖北荆宜施道，江西按察使。余在朝中最大的靠山是同乡和儿女亲家瞿鸿禨。瞿当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晚清处置教案的常规，一般是由外务部主导，让熟知洋文洋务的道员来和洋人交涉处理。但南昌一案，朝廷却颠覆了这一规定，而是先由当地政府处理。作为江西主管刑狱的按察使，余肇康自然当仁不让。后来内务部发现余并不擅长外交，于是才派来外事通梁敦彦。梁来赣后，和英法谈判，面对大开口的狮子，他一个小小道员难免力有不逮，于是报界开始质疑梁氏作风偏软。之后，朝廷又派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来接替梁敦彦，余肇康在湖北经营多年，和梁鼎芬一直关系紧密，这些都不能否认有瞿鸿禨从中周全的影子。

和胡廷干受到报界的痛批不同，事情因余肇康而起，而他却并没有占领多少版面。只是由于梁敦彦回京后的据实以告，并隐晦地点出江西官场“两司不和”，朝廷感到余肇康的前后奏议颇多谬误，有欺瞒罔上之嫌，梁敦彦所言不缪，才痛下决心，将江西三司一撸到底。

余肇康日记稿本

在梁敦彦回京奏报此案不应该再由地方处理，而应该“提京办理”后不久，江西就收到朝廷降罪的上谕。余肇康在三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梁敦彦自江西返京，乃妄腾口说，……院司三人一同获罪，自来未有。”郁闷委屈之情，跃然纸上。在湖北张之洞的手下历练多年，多少受到“清流派”的耳濡目染。有人品官品，还要有担当；国力衰微，官场险恶，派系党阀斗争激烈，谁能独善其身？这也是科班出身的文官的一种矫情。

相比这两位各有奥援的科班同僚，作为江西仅次于巡抚的周浩在南昌教案的危局中就略显得捉襟见肘。周氏在朝廷有没有奥援？从当时官场的政治生态来看，荣禄去世后，他一定会在内阁中再找依附，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感情”，是需要时间“培养”的。换而言之，如果有，其人地位也肯定不如袁世凯和瞿鸿禨中的任何一位。但可以确定的是，周氏曾经有过一个非同一般的奥援，这个人就是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中“华中堂”的原型——西太后最倚重的满人荣禄。

3

周浩与荣禄的私谊

荣禄（1836—1903），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世代军官家庭，历任西安将军、步军统领、兵部尚书等职，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直隶总督，他也一直被认为是满人中少有的有军事思想的人。据记载，光绪26年（1900年）三月丁未，上谕：江西吉南赣甯道周浩奏筹议练兵事宜一摺，着摘钞给与荣禄阅看②。此上谕一出，明显透露两个重要讯息：

一、庚子之乱，在义和团大闹京畿、各国军舰陈兵大沽口的情势下，一个经历过咸同之乱（太平天国战争）的湘军老臣，正以道员的身份在江西组织地方团练，秣马厉兵，并有主动请缨北上勤王的决心。

二、情势危如累卵，战争一触即发，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帝、后已经把身家性命和国家前途托付给了主战派荣禄们。所有此刻上表向帝后表示尽忠的仕宦，都将引为肱骨，并委以重任。

6月，直隶保定战事吃紧，直隶布政使廷杰留京当差，帝、后和荣禄在火线任命直隶按察使廷雍（满人，战败后被八国联军擒获斩首）为直隶布政使的同时，想起了在江西练兵的周浩，于是即刻下谕“以江西吉南赣甯道周浩为直隶按察使”③，并火速带江西团练人马进京勤王拱卫京师。时势造英雄，英雄不论出身，自古已然。在地瘠民贫的江西蹉跎多年之后，周浩终于等来了机会。这次北上，不仅从此在帝、后和荣禄的心目中有了一席之地，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赢得了难得的际遇。

荣禄像

有关周浩和荣禄的私谊，《荣禄存札》一书中多有记述。比如在《周浩致荣禄札》④一篇中，当时已经是直隶按察使的“门生周浩”就婉转地向荣中堂表达了自己想当直隶布政使的请托。清末，大员投拜门生的情况不如候补文官普遍，但也为数不少。除了周浩之外，端方、岑春煊、陈夔龙、张绍华以及甘肃布政使何福堃、山西按察使樊增祥、山西布政使李绍芬等均是荣禄门人，来往书信礼札很多。

对于周浩来说，恩师荣中堂没有辜负他。史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癸亥，上谕：“以直隶按察使周浩为甘肃新疆布政使。”⑤仅仅过了三个月，到了同年十二月癸卯，上又谕：“调新疆布政使周浩为直隶布政使，现月。”⑥提拔短放外任后速回，相当于现在流行的下基层镀金锻炼，这已经是晚清官场提拔用人的常态，时人屡试不爽。而周对于恩师荣中堂的“超擢”和“恩植”，也纷纷来札表示了感谢⑦。

当然，大恩只言谢是不符合官场潜规则，也是表达不了周氏的心情的，还得“聊表寸心”。以荣禄女儿大婚为例，凡受过荣禄好处或曾经有求于他的，无不趁此机会大献殷勤，所送“奁仪”动辄以千两计。《荣禄存札》记载：长芦盐运使杨宗濂送3000两，两广盐运使国钧送2000两，直隶按察使周浩送1000两⑧。官场的迎来送往，上司同僚子女内眷的婚丧嫁娶，送多还是送少，皆有定数规律，不能僭越，更不能从官的品级上来衡定。看的是“职”和“缺”。所以品级比布政使低但却是“肥缺”的盐运使送了“大礼”，就很容易理解了。

1903年4月，荣禄病逝。周是荣禄的人，荣禄既死，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当然不能再用他的人。他先将自己的嫡系直隶按察使杨士骧提拔到江西任布政使，然后再让周浩和杨士骧来个对调。史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6月壬戌，上谕：调江西布政使杨士骧为直隶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周浩为江西布政使，现月⑨。一来一去，袁世凯既满足了属下杨士骧升迁的请托，又让周浩相对风光体面的重回江西官场，同时又实现了自己建立直隶小王朝的夙愿。相比荣禄帮周浩跑官用了三个月，袁世凯帮杨士骧跑官只用了两个月，让人不得不为袁氏的官场高超的政治手腕所折服。

4

周浩与余肇康“换帖”始末

南昌教案发生之时，周浩已经重回江西三年，其间数次署理护理巡抚，加上十多年在江西的经营，俨然有土皇帝之相。但在朝廷上层，他并没有再找到足以依附的“大树”，这给他政治生涯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危险性。面对两位根基深厚的同僚，虽然大厦将倾，三人同檐，他也没有取得两人的信任。相反，由于私放教徒之错在先，余对周有很深的意见。

最近发现的余肇康的《未刊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三月二十三日（三月乙丑，即上谕三司去职那天），“鼎帅（巡抚胡廷干）引为大憾，转慰藉之，周方伯（周浩）同坐，说请换帖（结拜）为兄弟。余对曰：生平未尝换帖，请自今日起，我兄公，公弟我何如？乃解此纷。”而几天后，余肇康把自己打算归隐的想法告诉胡廷干，“帅几泪下，谓我两人真患难交，余生平未尝与人换帖，拟自今互呼昆弟以志勿忘。帅颔之。”

同样是换帖结拜兄弟，余肇康对周浩和胡廷干两人的态度前“倨”后“恭”，足可看出余肇康对周浩的成见之深，对胡廷干内心的不安和歉意。当然，周浩主动提出和两位同僚结拜，也不见得是发自肺腑的欣赏两位的人品和道德文章。这样的想法，除了让自己能沾染一点江西政坛集体“共进退”的清誉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余两人来江西不久，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让二人仕途遭此沉重打击，周浩的内心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点歉疚的。

南昌教案卸职后不久，胡廷干郁郁寡欢，后染疾不愈，同年病逝于家乡。而余肇康则在1907年出任法部左参议，还未上任就因亲家瞿鸿禨被弹劾罢官打道回府。后出任粤汉铁路湘路总理。清帝逊位后，余托病不出，隐居乡里，直至去世。其人才情甚高，身后留下文集和日记凡400多万字。因为他的日记，使得后人了解了更多的南昌教案的内幕和细节，让历史清晰地再现，让人物丰满地回归。

在南昌教案中，周浩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鼎力奥援的江西官员。当年作为一个小小道台，在国家危难之时能挺身而出，在民族大义面前不惧生死，他多少还是有点血性的。而受到御史的多项弹劾，是他久居官场不知其嗅，是权利欲望的膨胀使然。作为一个准封疆大吏，没有国际视野，缺乏政治敏感性，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严重估计不足，这些都是硬伤。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所以无论是胡、余还是周，面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腐朽封疆王朝，如果没有经天纬地流之才，扭转乾坤之力，归隐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注解：

①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月第11卷第一期

②《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之154卷

③《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之155卷

④《荣禄存札》之144页

⑤《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之171卷

⑥《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之172卷

⑦《荣禄存札》

⑧《荣禄存札》第1函宙字本，第135页，周浩札

⑨《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之175卷

（作者系宣城市香兴食品有限公司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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