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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原来，为了扩大广西编练新军所需干部的培养规模，除了在龙州开办讲武堂之外，张鸣岐又于1909年7月在桂林开办广西陆军干部学堂，委留日陆军毕业生程理堂、朱兆熊等人筹办。干部学堂分步、骑、炮、工，辎科，以录取年龄在18-20岁之间的男性中学毕业生为主。学生在堂期间，衣、食、住以及学习所需要的书籍、文具、纸张等一切生活学习用品，都是由公家供给，每月还另有二两银子的津贴做零用。干部学堂的学制为一年半，其中新兵教育三个月，军士教育三个月，将校教育一年。在新兵和军士教育期间，每天术科六小时，学科二小时；将校教育期间，每天术科二至四小时，学科四至六小时。另外，学生还要晚间自修两小时。课程方面，在新兵和军士教育期间，有各兵科的操典、射击教范、体操教范、野外要务等。将校教育期间，主要有战术、地形、兵器、筑城等四大教程，对于战术作业、参谋要略、测图实施、筑城实施、实弹射击、野外演习等，都很注重。在新兵教育期间，训练很紧张，纪律很严格，学生不守纪律、违犯堂规或对教官及区队长的要求不能达到，处以“禁足”、“轻禁闭”、“重禁闭”。

关于干部学堂的师资，张鸣岐也早在1908年7月就要求兵备处总办庄蕴宽广为罗致。庄蕴宽于是派兵备处帮办钮永建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物色留日毕业生来桂效力。钮永建为同盟会员，抵日后即找到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学生、同盟会员李书城，向他谈及广西拟编练一镇（师）新军，先办陆军干部学堂训练一批干部，然后再招募士兵练成新军的计划，约请他毕业后邀同学到广西办干部学堂。李书城认为这是一个培植革命力量的大好机会，于是，邀约同期毕业的同学陈之骥、王孝缜、赵恒惕、黄恺元、尹昌衡、孙方瑜、李乾璜、韩凤楼，覃鎏钦、袁华选、高兆奎、刘洪基、张华甫、孔庚、全恕、雷寿荣及国内军校毕业的冷遹、耿毅、何遂、杨卓、杨子明、刘建藩等数十人陆续到桂林，充任干部学堂的教职员。

张鸣岐（1875~1945）

对于这批来自国内外军事学校的毕业生，张鸣岐开始还是很优待的，不久就安排李书城接替程理堂，担任干部学堂监督。而李书城这批人大部是同盟会员，他们来广西有个大计划，“预备在学生毕业后，即编成一个陆军混成协，作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同时与广东、湖南的同志暗中联络，俟机会成熟，先即在桂林发难，广东、湖南同时响应。以这三个省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再向全国扩展，最后夺取北京”。因此，李书城他们接办干部学堂后，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理论，“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的革命情绪”，“全堂的学生都朝气勃勃，革命的气势，日益高涨”。1909年冬"他们筹划趁巡抚张鸣岐到陆军小学参加毕业典礼时"联络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的革命师生，先杀了张鸣岐，再宣布起义。但由于桂林军校中的革命党人锋芒毕露，张鸣岐事先听到了一些风声，指责兵备处总办庄蕴宽招来了一些革命党人。庄蕴宽也觉得与张鸣岐再难相处下去，遂决计辞职他去。帮办钮永建也离桂赴德留学。李书城为缓和外面风声，便与庄蕴宽同时辞职，离开了广西。1910年3月，庄、李走后，兵备处总办由蒋尊簋继任"陆军干部学堂监督由陈之骥继任。

李书城（1882—1965）

此后，桂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尚不吸取教训，仍然锋芒毕露。在一次张鸣岐宴请外来的青年军官聚会上，王孝缜、尹昌衡醉酒后失言，说了反清革命的话，张鸣岐借故拘捕了雷寿荣和孔庚，扬言要开军事法庭审判。后经藩台王芝祥斡旋，张鸣岐把参加宴会的青年军官一律撤职，限期离桂，并特别指定王孝缜、孙孟戟、杨曾蔚、陈之骥等四人必须三天内离桂。

就这样，随李书城来的这班人陆续走后，张鸣岐急调蔡锷从南宁回省接任陆军干部学堂总办兼学兵营营长。9月，张鸣岐进京觐见，带蒋尊簋随行，由布政使魏景桐暂护巡抚，蔡锷又兼代兵备、参谋两处总办。

一到干部学堂，蔡锷就碰到了一个难题。本来，由于广西是边防重地，1907年8月29日清政府陆军部奏定《全国陆军三十六镇(师)按省分配限年编成办法》，定广西编练新军1镇，限5年内编练足额，经费由本省自筹。但因广西是个穷省，每年岁入仅305万两，要由四川协济20万两，广东协济50万两，湖南协济10万两，才勉强维持一年开销。而编练新军一镇，其开办费需银200万两，常年经费需银150万两。由于经费甚为紧张，广西编练的新军只得缩编为一个混成协(旅)。这样一来，广西干部学堂第二期的170多名学生毕业后，就将面临无法全部得到安置的局面。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蔡锷上任后，根据护理广西巡抚魏景桐的要求，决定通过考核品行，考试语文的方法，对新兵教育期满的第二期学生进行甄别，好的留用，差的淘汰。10月初，蔡锷主持了这场甄别考试，并根据考试情况，决定对那些表现不佳、体格孱弱，品行和语文分数在八分以下的学生予以张榜淘汰。结果，按照既定的规定，共淘汰61名学生。但这被淘汰的61名学生中，广西籍学生由于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占 49名，而湖南籍学生由于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只有6名被淘汰，其他外省学生6名。广西学生见广西籍学生淘汰的较多，而湖南籍学生淘汰的较少，就以为蔡锷办事不公，拿着广西的钱，却袒护本乡人，排斥广西人，纷纷感到不满。此事正好成为同盟会广西支部组织“驱蔡”的导火索。

原来，蔡锷到干部学堂任职之际"恰好是同盟会广西支部成立之时。8月，在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学兵营、谘议局等几个部门当差同盟会员，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广西支部，推举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刘建藩为学兵营分部长，杨明远为干部学堂分部长，梁史为陆军小学分部长，蒙经为谘议局分部长。而耿毅、何遂等人刚从中越边境调查边防情况回来。他们返桂途经香港时到同盟会香港总部见了赵声和黄兴。黄兴告诉他们，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也是革命的同志，并给了他们一封介绍信，要他们多与蔡锷联系。他们回到桂林后本想直接拿着黄兴的介绍信去见蔡锷，但觉得蔡锷一人身兼兵备处总办和干部学堂总办，掌握督练新军的大权，官气太浓，没有革命党人的味道，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试探他，即在黄兴的介绍信之外另附一信，大意说：“我们路过香港，遇见你的好友黄君，带来书信一封，并有要事相商，请于某晚九时到江南会馆前门一叙”，并把两封信都放在蔡锷办公的桌子上。可是那一天蔡锷并没有去。他们知道蔡锷曾在湖南时务学堂学习，和梁启超有师生之谊，认为他不是革命派而是立宪派，因此就决定设法对付他。而蔡锷在干部学堂主持的这场甄别考试的风波，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们暗中利用蔡锷淘汰干部学堂的广西籍学生一事，推波助澜，扬言蔡锷袒护同乡，排挤广西人，并且通过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动员干部学堂、陆军小学罢课，学兵营罢操，声言要把蔡锷赶出广西。这样就在广西引发了一场“驱蔡风潮”。

10月23日是星期六，40余名干部学堂第二期广西籍学生放假出堂后就不回学堂以示抗议。26日上午，他们经商量后，在廖轰、王斌、覃连、周采藻等人的带领下来到巡抚衙门递呈请愿书，列举蔡锷五条“罪状”，要求罢免蔡锷总办的职务。同日，80多名第一期的广西籍学生，也举行罢课离开了学堂，聚集于皇宫街的昌平客栈。学堂派教官、区队长前去劝他们回堂上课，均遭到拒绝。27日，干部学堂全体广西籍学生，又以“徇私、庇湘、仇桂、祸害本省”等罪名向巡抚衙门控告蔡锷，要求驱逐蔡锷，同时散发《告广西同胞书》等传单，并派人与陆军小学、学兵营、法政学堂和桂林中学联络" 请求声援。广西咨议局议长甘尚贤、副议长黄宏宪、议员蒙经等也在咨议局弹劾蔡锷，并于28日致函巡抚衙门，列举蔡锷“罪状”十余条，要求查办。

经同盟会广西支部的发动，桂林掀起了学堂罢课，学兵营罢操的“驱蔡出桂”的风潮。但是，蔡锷认为自己并无不当，故对此不予理睬。同盟会广西支部见未达目的，又发动商会罢市，并活动《梧州日报》主笔陈太龙，联合了梧州的学堂、商会、报馆，再次向魏景桐请愿，强烈要求蔡锷离桂。加之，当时湖南人因文化水平较高，在广西军界人多势大，占据了大部分要津，早已引起广西各界的不满，而且蔡锷在广西军界位高权重，又“力扫颓风，廓清积弊，不惜以一身府怨”，“致遭众嫉”，因此，这场“驱蔡风潮”除桂林外还涉及梧州等地，结果愈闹愈大。而魏景桐也是湖南新化人，害怕事情闹大，引火烧身，急忙作出批示，答应派员调查蔡锷的“罪状”，并要求学生回学堂复课。

蔡锷见魏景桐退却，加之云贵总督李经羲早就多次邀请他赴滇任职，即于10月29、30两日，先后禀请魏景桐撤销各差，派员彻查，并请委该堂监督覃鎏钦接任干部学堂总办之职。10月31日，同盟会广西支部见魏景桐对蔡锷的去留尚未批示，又鼓动陆军小学堂桂籍生全体罢课，桂林文武各学堂亦纷纷聚议罢课。督练公所参议、提法使王芝祥，劝业道胡铭槃派员分往开导，并传学生代表至巡抚衙门劝谕，但学生代表都表示，与蔡锷总办势不两立，不达到驱逐蔡锷的目的就不回堂。11月1日，魏景桐只得批示同意蔡锷辞职，委该堂覃鎏钦兼任干部学堂总办，并宣布前次考试无效，将重新组织考试后再定学生去留。次日，各堂学生见目的已达到，才纷纷回堂上课，形势趋于平静。

发生在广西的这场“驱蔡”风潮惊动了清政府。陆军部军咨处初步了解情况后，对魏景桐“将总办销差，并将剔退学生重新试验收回”的处置办法不以为然，故一面电令魏景桐“不准撤销蔡总办各差，业经剔退试验收回之学生，暂缓入堂，听候本处核办”；一面电令广东督练公所总办吴锡永“迅速前往(广西)，秉公查核禀覆，以凭办理”。

吴锡永到桂，经过“博访舆论，细核案卷，复于当日在事各员详加询问”后，向清政府出具的调查报告称：“蔡锷于剔退学生之事，上系奉抚院严谕，下有监督、科长各员之分任试验，去留之际，本无成心。调查该堂学生成绩表及试卷，一再详核，尚无不公之处。……查湘桂本属联界，湘人寓桂，本多于他省。蔡锷平日用人，稍重乡谊，似所难免。各学生于蔡锷奉委到堂之始，已预有成见，值此剔退之际，如廖轰……等，遂得乘间联合咨议局议员及各学生等，不惜捏砌多款，禀讦蔡锷，欲其必去而甘心。但细查指攻各节，大半诬枉挟嫌；间或事近确凿，亦均别有理由。……所禀蔡锷贪婪舞弊各节，尽皆虚拟无实。”

基于以上调查，吴锡永与魏景桐商议后，对此事的处理提出了四条意见：“一、甄别剔退各生，经调阅原卷，均不及格，照章应行剔退，勿庸再行考核。二、桂籍罢课出堂、持众要挟之学生，查系廖轰、王斌、覃连、周采藻，列名在前，及湘籍罢课出堂学生代表唐岳五、李有馥、刘镇南、皮寓麟，均请一律斥革，仍追缴学费，以肃军纪。三、咨议局呈控蔡锷违法纳贿各节，经派司道详查，并经吴参议切实访察，均无其事。除由景桐札复外，应否按照议院法要领，将诬蔑毁辱之议员，咨由钧处转请资政院分别惩罚，及以后应如何明定限制，免令凭空结撰，煽惑军心，统候裁夺。四、以后陆军各学堂学生，应饬令各主管总办、监督，严行告戒，化除畛域。嗣后如再滋生事端，除将为首之学生从重惩办外，仍惟该主管总办、监督是问。至蔡锷已奉滇督奏调，拟请准其赴滇。”这四条意见实际上洗清了强加在蔡锷身上的各种“罪状”，否定了魏景桐先前的处理办法，并要求对为首闹事的学生及参与“诬蔑毁辱”的议员进行惩处。

12月21日，军咨处电复魏景桐、吴锡永说：“第一、二、四各条，均属妥善，应即照办。惟三条内所拟办法各节，应请贵抚查照定章办理可也。”至此，“驱蔡风潮”中对蔡锷的各种诬陷得以澄清。

尽管沉冤得以澄清，但蔡锷对于广西不免心灰意冷，加之云贵总督李经羲早已三番邀请，蔡锷遂决意离桂赴滇，并于12月8日向魏景桐递交辞呈“销差”。10日，干部学堂监督覃鎏钦奉命接任总办之职。蔡锷与覃鎏钦交接之后即离桂返湘。临行前，蔡锷并未忘记此次风潮的 “对手”，特意请同盟会广西支部的何遂等人吃饭。席间，蔡锷语重心长地对何遂等人说：“你们何苦撵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青，浑身带刺儿，不小心将来难免于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为你们敷衍，我走后你们更须自爱，千万不可拔苗助长。”说着，蔡锷还在桌上取过一个炮筒子放在他们面前说：“这个送你们作个纪念，成大事的人都要有个修养，你们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当成大事。”同时，蔡锷还推荐革命党人方声涛担任兵备处帮办，“使广西的革命活动更便于开展了”。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三章“练兵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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