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隼鸟2号”探测器计划22日在“龙宫”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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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饮无节

欧阳修与范仲淹曾经多次并肩作战，但他们的气质完全不同。范仲淹忧郁，“先天下之忧而忧”，吟的是“浊酒一杯家万里”，欧阳修是快乐的，宣称“行乐直须年少”，贬到滁州还能“醉同其乐”、“乐无穷也”。

欧阳修“行乐直须年少”的日子是在洛阳度过的，那是高中进士后游宦的第一站。当时顶头上司是西昆体骨干诗人钱惟演，同事则有宋诗开山鼻祖梅尧臣，古文运动先驱尹洙等。作为宋朝最傲娇的小团伙，几个人整天凑在一起，喝酒，作诗，狎妓，纵论天下，常以兵法自许。“我昔初官便伊洛，当时意气尤骄矜。主人乐士喜文学，幕府最盛多交朋”，欧阳修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两年多的光景，一方面四处结交慷慨激昂的天下奇士，如饮酒不醉、精通兵法的石曼卿，另一方面纵情于“郎多才俊兼年少”的风流快乐，写了一大堆“娇羞云雨时”的艳情词。

到了第三年，钱惟演卸任离开洛阳，继任者是寇准的女婿王曙。寇准也是一位喜欢喝酒赌博的诗人，在澶渊之战立下奇功更让尹洙、欧阳修之流钦羡不已，不料在权力斗争中失手，贬死于岭南。他的女婿王曙是厚重君子，实在看不惯欧阳修、尹洙几位小年轻“游饮无节”的作风，教训说，各位青年才俊，你们知不知道寇莱公晚年为什么给自己招来祸患吗？还不是因为酒喝太多了！欧阳修琢磨一下，回复说，寇公之所以倒霉，是因为他沉湎于权力斗争不能自拔，这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危险。这倒把王曙吓了一跳，但欧阳修的话没毛病，王曙“默然，终不怒”，不久还向朝廷推荐了欧阳修。

滁州琅琊山欧阳修像

这位在洛阳好结交天下奇士的风流才子，还有一种类似革命浪漫主义的气质，总觉得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有志之士应该不分你我共同奋斗。他时刻关注朝廷的局势，就恨没有机会在波云诡谲的政治旋涡中一试身手。四年前（1029），欧阳修来到京城准备礼部试的时候，得知朝中有位41岁的秘阁校理叫做范仲淹，竟然上疏请太后还政。朝廷没有回复这种奇谈怪论，范仲淹自觉不受重视，打个报告自请外补。范仲淹的行为模式在当时很独特，一下成了网红，欧阳修根本不认识范仲淹，却脑补把范仲淹引为知己。结果这一年（1033），刘太后去世，范仲淹被召朝廷召回担任右司谏。这事让欧阳修特激动，从此他天天盼着范仲淹再搞个大新闻。左盼右盼，毫无动静，欧阳修按捺不住，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洛阳的士大夫都等着看你的好戏呢，你怎么还不出手啊啊啊？！“伏惟执事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则幸甚幸甚”！范仲淹读到这封信，心理大概会想，这位在洛阳诗酒风流的小年轻，脑回路比他还清奇。这时宋仁宗与宰相吕夷简闹着要废皇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欧阳修的刺激，范仲淹死活不让，跟宰相撕破脸皮，结果再次滚出京城，总算没有辜负朝野士子吃个大瓜的期望，天下舆论为之沸腾了。

不知道范仲淹离开京城的那一刻，会不会想着下次再搞大新闻非得拉上那个欧阳修不可。不久欧阳修与尹洙一起在朝中任职，过了两年（1035），范仲淹从苏州回到京城，成了开封府的长官，便有了与欧阳修并肩作战的机会。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在用人问题上攻击宰相吕夷简，第三次被贬出京城。范仲淹的朋友们，包括余靖、尹洙、苏舜钦、蔡襄，通过各种渠道发表言论，要与范仲淹共进退。欧阳修也没放过这个机会，只是角度相当刁钻，写了封信大骂当时的司谏高若讷失职。这些人与范仲淹共进退的愿望迅速得到满足，欧阳修被贬到湖北小县城夷陵（今属宜昌）当了县令。

穷僻的夷陵让欧阳修改变了游饮无节的不健康生活方式，他安下心来研究历史，正经做起学问来。此后大概有五年时间，欧阳修在各地当官，直到1040年西北战事危急，范仲淹出镇延安。范仲淹对欧阳修念念不忘，想请欧阳修当他的掌书记（贴身秘书）。欧阳修挺不乐意，觉得当年在洛阳整天研究兵法，讨论的是奇谋制敌，现在范仲淹让他上前线不是运筹帷幄，难道跑军队里出黑板报去？当然，人不知而不愠这种古训他还是要遵守的，他在背地里指责范仲淹，只说这要是去了，人家会议论当年骂高若讷是图范仲淹哪天回报他似的，这会显得他跟范仲淹的革命友谊不够纯洁嘛。

二、醉同其乐

欧阳修与范仲淹的革命友谊纯之又纯。范仲淹在西北“燕然未勒归无计”之时，欧阳修辗转在中央各个文化部门快乐地从事着学术工作，偶然也会独自与吕夷简斗法，独自被赶出朝廷。等他再次回到朝廷，与余靖、蔡襄等人一起担任谏官的时候，吕夷简终于罢相，宋朝即将迎来庆历新政的时代。

庆历新政好像让范仲淹出尽风头，其实他只是根据宋仁宗的要求提出了十点改革意见，这个历史文献叫做《答手诏条陈十事》。而宋仁宗向范仲淹等问政，本来就是欧阳修的建议，甚至范仲淹调任参知政事的人事安排，也是欧阳修说范仲淹“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许其有宰辅之业”之后形成的。庆历新政引起轩然大波，守旧派点名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蔡襄这几个人搞团团伙伙，上了一本《论范仲淹等结党奏》。宋仁宗觉得这得有个解释，问范仲淹你们正人君子还搞团团伙伙吗？范仲淹很严肃的回答说，这怎么叫团团伙伙，这叫团结就是力量，好跟坏人作斗争。跟皇帝说这种话显然不合适，但欧阳修不嫌瓜大，写了一篇爆款的《朋党论》，中心思想就是：君、子、结、党、万、岁。

欧阳修这个观点很有创新性，直接违背了孔子“君子不党”的古训，让宋仁宗觉得这些人太讨厌。皇帝又不是非得跟这些人一起建设太平盛世，下了个诏书，说“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无极，何其德之盛也”，直接驳斥欧阳修的谬论，还不点名地骂范仲淹“更相附离，以沽声誉”，骂欧阳修“诋斥前圣，放肆异言”。诏书一下，范仲淹等人纷纷自请外放，欧阳修则被安排出了几次远差，回到朝中发现战友们都不见了。欧阳修觉得这就是温良恭俭让断送了革命前程，不坚持斗争等于自取灭亡，立即上了一道《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连奸臣小人带皇帝一块骂了，然后做出一幅“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的姿态，赖在朝中坚守他的谏官岗位。

当权派要对付一个谏官有的是办法，他们既能把石介说成里通外国、阴谋叛乱，就能把欧阳修打成淫乱外甥女的通奸犯。这下不嫌瓜大的欧阳修终于受不了了，发个官宣称一旦更多证据公之于众，则将明确证明自己是无罪的，请相信宋朝的司法制度。欧阳修平时做人太傲娇，写文章又激烈又爆款，这种人太招恨，政敌们一边诬陷欧阳修，一边冒充理中客说阴谋论都是反智主义的表现。只有平时与欧阳修关系很冷淡的同事赵概，这时跑出来对宋仁宗说，欧阳修通奸这种事情我宁愿当一回阴谋论者。司法调查的结果，法官认为欧阳修案存在严重的证据问题，这使得任何刑事指控极不可能在合理怀疑之外得到证实。舆论对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观点认为法律上无罪不等于道德上清白，另一种观点认为，欧阳修既然无罪，为何还是被贬滁州呢，这种结果只能说明所谓司法不过是政治阴谋操纵的工具。

1045至1051年，欧阳修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任官。2017年6月9至10日，我与老同学葡萄、押司在商丘访古，有憾于古宋州风韵凋零，临时决定连夜驱车赶至安徽滁州，寻访欧阳修的醉翁亭，为连续10天的寻宋之旅划上醉同其乐的句号。第二天大雨如注，琅琊山色仍然翠艳明丽，不减当年“林壑尤美，蔚然深秀”的风采。远离京城，欧阳修在滁州似乎恢复了游饮欢乐的生活模式，一篇不足500字的《醉翁亭记》，“乐”竟出现了10次。不过与“郎多才俊兼年少”的洛阳风流不同，这时年尚不及四十的欧阳修已是“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酒，在洛阳有红粉相劝、有奇士豪饮，在滁州便成了“醉同其乐”的销愁饮品。

滁州琅琊山醉翁亭景区（醉翁亭入口）

如果欧阳修在醉翁亭饮酒的那一刻确实感到欢乐，那也是一种幽暗的意识，“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颓然而坐的庐陵太守，他的醉翁之意既不在酒，也未必在于山水之间。人类有些情感不足为外人道，比如懊悔总在心中，庆幸只是暗自。虽然滁州之任的谢表中欧阳修还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白了一番，但他当时的命运与轻狂堕落也不过一步之遥。在洛阳一起诗酒风流的好基友尹洙被贬均州酒税，因被长期刁难已经病卒，年仅四十七岁。青年才俊兼官二代苏舜钦早被贬为庶人，这时在苏州把玩沧浪亭，不久去世，年仅四十一岁。跟他们相比，欧阳修还能在醉翁亭与民同乐，只能说祖宗积德、皇帝开恩、小人失手了。

欧阳修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这时候他应该思考，后人将如何书写庆历新政这段历史？《朋党论》将彪炳千秋，还是沦为笑话？他的所作所为对于革命同志，究竟是神助攻还是猪队友？自己今后的政治道路又将如何走下去？欧阳修从滁州移知扬州，又从扬州移知颍州，不久便爱上颍州西湖，打算买地造屋过点优游的官绅生活。1052年，母亲郑氏去世，欧阳修回颍州守制，时常羡慕归隐之计。这时范仲淹移知颍州，庆历新政的老战友似乎又要见面。不过范仲淹在徐州途中去世，欧阳修接到一个不可推辞的任务，受邀为范公撰写神道碑。正是这篇极富争议的神道碑，守制乡居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写了两年，引起为范公撰写墓志铭的富弼的极度不满，更在刻石时被范公哲嗣削去一段，由此引发了范吕解仇的公案。

滁州琅琊山醉翁亭景区（醒园入口）

所谓范吕解仇，是指欧阳修在神道碑中宣称范仲淹与吕夷简“二公欢然相约，戳力平贼”。或许在欧阳修看来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但同样的事实也有不同的写法，关键不在于解不解仇，而在于党争巨祸不可再起。如果这样理解，那么欧阳修对当年的《朋党论》应当有所悔意，醉翁亭中的快乐，也必须是幽暗、含混、迷离的“醉同其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

三、醉翁亭记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作于庆历六年（1046），据说曾经多次修改。北宋时《醉翁亭记》有三次刻石，先是庆历八年（1048）陈知明书丹并遣人刻石，再是嘉祐七年（1062）苏唐卿篆书刻石于山东沂州费县，然后才是元祐六年（1091）苏轼应邀楷书，并由滁守王诏刻石。陈知明刻石时欧阳修已经移知扬州，后来两人在扬州的宴会还见过面，不过好像谁也没有提起这件事，直到欧阳修徙知颍州，有滁州访客详尽描述了陈知明为《醉翁亭记》书丹刻石之事，欧阳修才给陈知明写信诉说相知之意。

滁州琅琊山醉翁亭景区（醉翁亭）

陈知明的碑铭早已亡佚，苏唐卿的篆碑尚有拓本。1062年欧阳修已经官至参知政事，当时费县的长官苏唐卿是位书法家，以篆体书写《醉翁亭记》，无由在滁州刻石，便在费县官衙立碑。明代该碑覆于土中，1497年地方官杨惠“启之磨洗”，竖于县仪门下“遮风雨之不剥落”，清道光年间县令李沣又重修仪门等。1943年费县沦陷，亲日组织新民会数人将碑掘起准备转移至乡间，途中断成六块。1953年断碑移于县文化馆，“文革”中散佚。今原碑虽无觅处，民间拓本尚多。该碑碑阴又有欧阳修、赵概给苏唐卿的通信以及苏唐卿等人为立碑的诗文唱和，虽不见拓本传世，却有光绪费县志全文抄录。

费县张宗岩家藏苏唐卿篆书醉翁亭记拓本，引自管笛：《醉翁亭记研究》，黄山书社1999年。

1091年，苏轼知颍州，王诏知滁州，刘季孙从高邮回开封，路过滁州，因与王诏同籍，王诏拜托刘季孙往颍州向苏轼求书，这就是苏轼名帖楷体《醉翁亭记》。王诏得书后刻石于醉翁亭旁，取代了陈知明的刻碑，从此拓碑者络绎不绝，“寺库有毡，打碑用尽”。不过十余年后元祐党禁，苏轼文字无不禁毁。明永乐年间（1420），醉翁亭游客只见“寒芜荒址，唯‘酚翁亭’、‘二贤堂’六字隐隐岩石间”，苏轼楷体《醉翁亭记》淹没已300年。

滁州琅琊山醉翁亭景区（“醉翁亭”、“二贤堂”题刻）

宣德年间（1426），南京太仆寺卿赵次进“复作醉翁亭，而刻所为记置亭中”，将苏轼书碑刻于两石四面，天启二年（1622）冯若愚另建屋亭将两石嵌于墙壁，这就是今天醉翁亭西侧宋宝斋的石碑，清咸丰及“文革”时期又遭严重损坏，现在只能辩识一半文字。1981年，当地又据拓本另行刻石，立于醉翁亭之西醒园“宋宝新斋”内，大字醒目，供人观瞻。

滁州琅琊山醉翁亭景区（宋宝新斋新刻苏轼书醉翁亭记）

此外，苏轼又有草书《醉翁亭记》传世，此书于苏轼虽属涂鸦，世人亦视之为宝，辗转流传于赵孟頫、高拱等人，并形成高拱女婿刘巡与族孙高有闻两种刻石，今有高有闻刻石藏于郑州市博物馆。

至于醉翁亭景区，北宋欧阳修守滁后盛极一时，政和年间开始衰落，宋金战争时毁于兵火，绍兴二十年（1150）重建后稍有恢复，开禧北伐时又遭金兵焚毁。元代醉翁亭曾有重修，明代再次兴盛，有记载的重建葺治就有七次，并由东而西形成了醉翁亭、二贤祠、冯公祠、宋宝斋、毕春亭、梅亭等组成的建筑群，文人题咏层出不穷。清代醉翁亭景区平稳维持，又毁于咸丰兵乱，同治年间多方资助才得以重建，二贤堂也变成了欧、苏两文忠公的祠堂（原祀王禹稱与欧阳修）。此后再经1925年大修，增建醒园，1940年又毁于日军，由琅琊寺僧逐渐整修。建国后，醉翁亭于1956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增建欧阳修纪念馆落成，1981年重刻苏碑，1983年新建六一亭，现今的欧阳修纪念馆则是2003年复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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