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专访】孙燕医生与“红处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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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麻醉处方权限制非常严格。在日坛医院（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只有两名医生有麻醉处方权，孙燕就是其中一个。当时麻醉处方被人们称为“红处方”。
一个工作十余年的同事在门诊时经常遇到疼痛的患者，他找到孙燕，请求他签几张“红处方”。但“红处方”不能随便签，但孙燕也知道肿瘤患者疼痛起来的滋味并不好受，他大胆签了几张给同事，还千叮咛万嘱咐：“我这可有点犯法了，你可千万别弄丢了。”
后来这事让药房主任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孙燕，孙燕却说：“如果患者半夜需要开镇痛药，临床大夫找人签处方就很困难，这不合理也不人道啊。”
在癌症高发的大背景下，如今癌痛治疗已成为热门话题。我国癌症姑息治疗事业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已经历40年时光，又恰逢改革开放40年。40年以来，中国癌痛治疗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难治性癌痛治疗的意义在哪里？医与药如何更好地结合？
中国癌痛治疗“三阶段”：
懵懂 普及 规范
医师报：中国癌痛治疗经历40年，这40年可以分为哪些阶段？
孙燕：中国癌痛治疗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年以前，因为鸦片战争的影响，患者、家属乃至医务人员对吗啡的应用感到恐惧，加上国家对麻醉处方权的限制严格，导致癌痛治疗发展困难。
第二阶段始于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政府共同发布了“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原则。三阶梯的发布解决了“医生给患者开吗啡是否缺德”、“麻醉处方从计划供应改为备案制”这两个问题。三阶梯原则提出后，1990到2010年间中国吗啡的用量增加了几十倍，癌痛治疗的发展迅速。
2019年医疗界提出“规范性疼痛处理”这一新概念，这便是癌痛治疗发展第三阶段。规范性疼痛处理不仅针对癌痛，还包括非癌疼痛都提倡全面规范化治疗。
癌痛要以医学温情为辅，
多学科综合治理
医师报：对于难治性癌痛的意义，孙院士您怎么看？
孙燕：难治性癌痛是医生和患者共同面临的棘手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业，CRPC组织肿瘤、疼痛、姑息医学等多学科专家编写了共识和专著，为难治性癌痛规范化诊疗提供了详细的、有价值的参考，这是难治性癌痛领域的一大进步，实现了我国癌痛诊疗领域引领性的突破。
我想补充的是，中国的临床肿瘤学提倡多学科综合治理，对于癌痛，不仅肿瘤内科，疼痛科、介入治疗科等多科室多手段也能有效解决癌痛问题，缓解患者痛苦。
另外，对药物的不良反应要有正确的认识。吗啡类镇痛药物的生理耐受现象许多药物都会产生。患者害怕服用吗啡是担心精神耐受，但成瘾在肿瘤患者中发生的概率极小，所以大家要把药物的生理耐受和精神耐受区别开来。
还需注意的是，癌痛处理是全面抗肿瘤的重要部分，疼痛会造成患者整体状态变差，如精神萎靡、免疫功能下降等。疼痛治疗不仅包括药物治疗，还有安慰治疗，如“话疗”等，多和患者交流，用医学的温情改善治疗过程，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让患者长期生存，且有较高生活质量，这是现代医学的目的。难治性癌痛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由于其机制复杂，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发挥不同学科优势，为癌痛提供规范管理，才能真正有益患者。
在此，我呼吁更多医务工作者及公众关注、重视难治性癌痛的治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
发表媒体：医师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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