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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江西东北部的一个小县城，从深圳到这里一般要在广州转火车，再从广州乘高铁需要5个小时左右。
我在广州南站转车，在这里停留1个多小时。车站里人很多，却没有拥挤混乱的感觉，这和我印象中和想象中的春运火车站不一样了。我找到一家咖啡店休息，虽然没有座位了，但大家排队买单很有秩序；这家咖啡店的价格和外面是一样，这不由让我产生一些好感，印象中火车站的东西都是格外贵的。
由于车票紧张，我好不容易买到车票，是一等票，价格870多，我感觉有点贵。但是上车以后，发现环境确实好：一排四个位子，过道和座位间距都很宽敞；洗手间很干净，而且不用排队等候；列车开动没多久，乘务员来给每个人发了一份零食，一瓶水或一瓶饮料，都是免费的。我觉得这个票价值了。
有一个细节，乘务员问了每个人终点站是哪，然后在她的手机设备上操作一下，我想她大概是在查票，这和挨个检查车票的方式有了很大进步，它默认乘客都是有票的而且对号入座；我想，这是一种信任和文明的体现。
整个旅程的很多细节都能看出中国社会的进步，不仅体现在高铁硬件上的先进和便捷，也已经渗透到服务流程之中；硬件改进是容易的，关于人的软的部分往往改变缓慢，但这个过程也正在发生。
当我站在广州南站候车厅二楼，看着楼下密密麻麻的人群，不再是混乱喧闹，而是一种密集的有序，这种变化的冲击力就更加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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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车上看了一本书，是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一本著作——《西潮》，这本书像是自传，但内容更为宏大，它描写了1840年至1941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以及蒋梦麟先生对这些变化的思考。蒋经历过清朝末年，又在美国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获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博士学位），他的很多思考即包含中国历史的厚度，又有充分的国际视野和中外对照，其中的智慧真是令我感叹。
百年前的人物已经有如此宏大和系统的认知，让我钦佩不已，也让我感慨，如今的人们有互联网、也可以满世界去旅游，但认知还是很狭窄……后来想想也罢，人家是民国时代的大师，北京大学的校长，现在的普通人也是比不了的。
《西潮》中描写了清朝末年的浙江余姚的蒋村，也就是蒋梦麟的家乡，蒋写道：像蒋村这样的中国乡村，千百年来的社会形态和生活状态是不变的；大部分事情都在宗族和礼俗的范围内解决，很少涉及官府；历来的官府都只管到乡，再下面就都是自治的，北京城里的事情对蒋村的影响都很小。
后来蒋村发生了巨变，但触发的因素却是由上海输入的外国商品：一方面，新奇的舶来品开拓了老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发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例如火柴，一划就着，相当方便；在此之前，乡下人还是一直用刀片敲击火石取火。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随着外国商品畅销，上海的大买办和浙江各城镇村的小买办跟着发了财；田地里的人出息有限，旧行业在外国商品竞争之下一落千丈，千百年来的旧的经济制度很快就崩溃了。
我的家乡是个县级市，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百年前的蒋村。很多事情还是传统礼俗大于现代制度，例如相亲仍然是当地婚嫁的重要解决方案；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在农村了，社会巨变就发生在这二十年间。
今天，很多国家大事在这里是看不出影响的，或者是很滞后的，例如和美国人的贸易问题，在这里无人关心，因为和当地人的生活没什么关系。虽然小城的面貌和大城市的郊区没什么区别（我意外地发现这里开了一家星巴克咖啡），但经济内核却是不同的，这里没有上规模的民营企业，主要的经济增量来自政府的投资和外出人口的财富回流，当地经济就是一般工商业、事业单位和农业的体系循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内陆经济体，国内外宏观事件对这里的影响是很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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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一个农村，今年村里发了一些大事。
政府雄心勃勃地规划了一个新工业园区，正好经过了我老家所在的村庄，这里的征地和拆迁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
这些年，地方政府搞了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但似乎并不成功，始终没有像样的产业进驻。这次的新工业园区规划落地速度很快，双向六车道的马路半年建成，与我老家的村子擦肩而过，一个电厂的冷却塔已经落成，一个电缆产业基地正在施工，还有一所职业学校围了一大块地；未来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制造业基地。我父亲据说这次政府投资了70亿，他也是听说来的，老百姓聊天时总喜欢夸张，但我确实看到基建投资是真金白银砸下去了。
这个事情最直接的影响是一些村民拿到一大笔钱，他们多数会选择买房，这支撑了市里的房地产；另一个影响是很多农民都去工地上干活，因此有了不错的收入。
政府的投资变成了很多人的收入。我80多岁的奶奶也分到了一笔钱，她特意让我们去把钱领回来，我和我父亲只好跑一趟。政府赶在前年把钱分了下来，银行也在周日正常给大家发放，这工作做的不错。
在乡镇上的农商行大厅，我看见有一个人取了十几万的现金，全是崭新的钞票，那人一只手都拿不过来，于是他去要了一红色的塑料袋子（菜场里常见的那种），拎着一袋子钱就这样走了，我有些惊叹他们居然不怕有人抢，也惊叹银行居然提供这种袋子给大家装钱，这真是头一回见到。
我父亲遇到了几个熟人，他们聊起了征地分钱的事情；我听了几句，他们说到了户口迁出人员该怎么分钱的问题。按纸面政策，这些人员可能是没有权利分钱的，但往往这些人是有能量的人物，例如公务员和事业在外的人，如果完全不给他们分钱，政策很难执行下去。这是基层的实情。听他们说，最后是按一个比例给，他们说了一个让我有点震撼的理由：毕竟这是卖祖业。
既然是祖业，大家的祖上都在这个块土地上，那应该人人有份。
从前，这个所谓的祖业从来没有引起我的在意，因为它从来没显示过什么大价值，不过就是水稻田、菜地、果地和荒山，大部分已经荒废；最有价值的是宅基地，但那些房子也已经没什么人住了。但无论如何，那确确实实是祖业。当村民把钱领走，这些土地就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了。这算不算不肖子孙的作为？
回来的时候，我开车走在那条六车道的路上，完全找不到原来村庄的样子，也不认识路，这一切都在一年内发生。再过几年，就真的一点祖业的痕迹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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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乡这个小小的地方，和外面的世界其实很不同步，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脉搏的带动。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在洪流中听从政策的安排，这一年在这里体现的特别明显。
在变化的中国，我记忆中的乡村也最终要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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