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款2020短发最新发型女生时尚款式 让你2020年每月换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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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江西东北部的一个小县城,从深圳到这里一般要在广州转火车,再从广州乘高铁需要5个小时左右。

我在广州南站转车,在这里停留1个多小时。车站里人很多,却没有拥挤混乱的感觉,这和我印象中和想象中的春运火车站不一样了。我找到一家咖啡店休息,虽然没有座位了,但大家排队买单很有秩序;这家咖啡店的价格和外面是一样,这不由让我产生一些好感,印象中火车站的东西都是格外贵的。

由于车票紧张,我好不容易买到车票,是一等票,价格870多,我感觉有点贵。但是上车以后,发现环境确实好:一排四个位子,过道和座位间距都很宽敞;洗手间很干净,而且不用排队等候;列车开动没多久,乘务员来给每个人发了一份零食,一瓶水或一瓶饮料,都是免费的。我觉得这个票价值了。

有一个细节,乘务员问了每个人终点站是哪,然后在她的手机设备上操作一下,我想她大概是在查票,这和挨个检查车票的方式有了很大进步,它默认乘客都是有票的而且对号入座;我想,这是一种信任和文明的体现。

整个旅程的很多细节都能看出中国社会的进步,不仅体现在高铁硬件上的先进和便捷,也已经渗透到服务流程之中;硬件改进是容易的,关于人的软的部分往往改变缓慢,但这个过程也正在发生。

当我站在广州南站候车厅二楼,看着楼下密密麻麻的人群,不再是混乱喧闹,而是一种密集的有序,这种变化的冲击力就更加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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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车上看了一本书,是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一本著作——《西潮》,这本书像是自传,但内容更为宏大,它描写了1840年至1941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以及蒋梦麟先生对这些变化的思考。蒋经历过清朝末年,又在美国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获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博士学位),他的很多思考即包含中国历史的厚度,又有充分的国际视野和中外对照,其中的智慧真是令我感叹。

百年前的人物已经有如此宏大和系统的认知,让我钦佩不已,也让我感慨,如今的人们有互联网、也可以满世界去旅游,但认知还是很狭窄……后来想想也罢,人家是民国时代的大师,北京大学的校长,现在的普通人也是比不了的。

《西潮》中描写了清朝末年的浙江余姚的蒋村,也就是蒋梦麟的家乡,蒋写道:像蒋村这样的中国乡村,千百年来的社会形态和生活状态是不变的;大部分事情都在宗族和礼俗的范围内解决,很少涉及官府;历来的官府都只管到乡,再下面就都是自治的,北京城里的事情对蒋村的影响都很小。

后来蒋村发生了巨变,但触发的因素却是由上海输入的外国商品:一方面,新奇的舶来品开拓了老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发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例如火柴,一划就着,相当方便;在此之前,乡下人还是一直用刀片敲击火石取火。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随着外国商品畅销,上海的大买办和浙江各城镇村的小买办跟着发了财;田地里的人出息有限,旧行业在外国商品竞争之下一落千丈,千百年来的旧的经济制度很快就崩溃了。

我的家乡是个县级市,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百年前的蒋村。很多事情还是传统礼俗大于现代制度,例如相亲仍然是当地婚嫁的重要解决方案;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在农村了,社会巨变就发生在这二十年间。

今天,很多国家大事在这里是看不出影响的,或者是很滞后的,例如和美国人的贸易问题,在这里无人关心,因为和当地人的生活没什么关系。虽然小城的面貌和大城市的郊区没什么区别(我意外地发现这里开了一家星巴克咖啡),但经济内核却是不同的,这里没有上规模的民营企业,主要的经济增量来自政府的投资和外出人口的财富回流,当地经济就是一般工商业、事业单位和农业的体系循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内陆经济体,国内外宏观事件对这里的影响是很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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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一个农村,今年村里发了一些大事。

政府雄心勃勃地规划了一个新工业园区,正好经过了我老家所在的村庄,这里的征地和拆迁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

这些年,地方政府搞了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但似乎并不成功,始终没有像样的产业进驻。这次的新工业园区规划落地速度很快,双向六车道的马路半年建成,与我老家的村子擦肩而过,一个电厂的冷却塔已经落成,一个电缆产业基地正在施工,还有一所职业学校围了一大块地;未来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制造业基地。我父亲据说这次政府投资了70亿,他也是听说来的,老百姓聊天时总喜欢夸张,但我确实看到基建投资是真金白银砸下去了。

这个事情最直接的影响是一些村民拿到一大笔钱,他们多数会选择买房,这支撑了市里的房地产;另一个影响是很多农民都去工地上干活,因此有了不错的收入。

政府的投资变成了很多人的收入。我80多岁的奶奶也分到了一笔钱,她特意让我们去把钱领回来,我和我父亲只好跑一趟。政府赶在前年把钱分了下来,银行也在周日正常给大家发放,这工作做的不错。

在乡镇上的农商行大厅,我看见有一个人取了十几万的现金,全是崭新的钞票,那人一只手都拿不过来,于是他去要了一红色的塑料袋子(菜场里常见的那种),拎着一袋子钱就这样走了,我有些惊叹他们居然不怕有人抢,也惊叹银行居然提供这种袋子给大家装钱,这真是头一回见到。

我父亲遇到了几个熟人,他们聊起了征地分钱的事情;我听了几句,他们说到了户口迁出人员该怎么分钱的问题。按纸面政策,这些人员可能是没有权利分钱的,但往往这些人是有能量的人物,例如公务员和事业在外的人,如果完全不给他们分钱,政策很难执行下去。这是基层的实情。听他们说,最后是按一个比例给,他们说了一个让我有点震撼的理由:毕竟这是卖祖业。

既然是祖业,大家的祖上都在这个块土地上,那应该人人有份。

从前,这个所谓的祖业从来没有引起我的在意,因为它从来没显示过什么大价值,不过就是水稻田、菜地、果地和荒山,大部分已经荒废;最有价值的是宅基地,但那些房子也已经没什么人住了。但无论如何,那确确实实是祖业。当村民把钱领走,这些土地就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了。这算不算不肖子孙的作为?

回来的时候,我开车走在那条六车道的路上,完全找不到原来村庄的样子,也不认识路,这一切都在一年内发生。再过几年,就真的一点祖业的痕迹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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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乡这个小小的地方,和外面的世界其实很不同步,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脉搏的带动。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在洪流中听从政策的安排,这一年在这里体现的特别明显。

在变化的中国,我记忆中的乡村也最终要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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